原中国残联理事长 郭建模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北京、内蒙的这么多在基层工作的残联同志们见面，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特别是大家都来自于基层，常年辛勤地在基层工作，为残疾人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困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很辛苦的，在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

    我今天着重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做残疾人工作的意义何在，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做残疾人工作，为什么要有残疾人事业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我们每个同志自己的个人人生价值，在这项事业中，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个问题，向大家介绍一下残疾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性质、任务是什么，主要是针对长期以来大家存在的一些疑问，做一个解释，谈一谈自己个人的一点看法。第三个问题，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提升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这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残疾人工作呢？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本人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而且我了解到，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志原来很多都是在党政机关、其他的群团、高校等等部门工作的，后来是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到残联来担任理事长，来工作。有一些同志来的时候，心情并不一定是那么很愉快的。我听一些理事长说，我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挺好的，让我到残联去，结果我到了残联，再一碰到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人家上上下下打量我，说你哪儿有残疾啊，怎么到残联去了？我们有一个理事长，在国土资源厅，有权有势的部门，每次人都找来求他批地，他说我到了残联后门前冷落，没有人求我了，竟是我求人去了，跑政府各个部门给人家磕头作揖，让人家给点钱，给块地，给点支持，这个活真不好干。所以，从事这一项工作，大家刚一开始心里并不是很平衡。跟大家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可值得责备的，很自然，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84年之前，我在国家教育部工作。84年的时候，邓朴方找到教育部去，让我到残联来工作。那会儿不是残联，是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84年成立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去，我毕竟上过研究生，有我自己的专业，我在教育部的工作和我的专业结合得也挺紧密，挺好的，到你那里去，我的专业就白搭了，白学了。邓朴方问我多大了，我说跟你差不多，45岁。邓朴方说，你都45岁了，还研究什么呀，我看你研究不出什么来了，研究工作让咱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做吧。你也是残疾人，你不来做残疾人工作谁来做啊？这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了，我确实是残疾人，右下腿截肢了。部里的领导也劝我，邓朴方那儿很不容易，为了让你过去，让人家抬到教育部四楼上去，把四个副部长、部长都找遍了，说你过去吧。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84年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到我去年退休，已经整整工作了20年。20年之后我再翻过头来看当初到残疾人工作范围里来，我觉得当时自己的考虑很幼稚。因为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20年的历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甚至有时候跟大家说，如果我能够重新再做一次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这项事业，我觉得从事这项工作此生不虚度。

    下面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从事残疾人工作的意义何在。

    首先，我们从事残疾人工作，得知道什么是残疾人，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容易，好像每个人都明白，都知道什么是残疾人，但是真正让你很准确地很科学地表述出来什么是残疾人，我看并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一般的常识，就是以感官的、看得到的缺胳膊、缺腿，看不见、耳朵聋就是残疾人，这种看法是很朴素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实际上，它着眼点在肉眼可见的躯体的缺陷，而往往一个人从外表看什么也不缺的同样是残疾人。比如说智力残疾、精神残疾，你看不出他缺什么。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对什么是残疾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这是对残疾人所下的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它不只是指人体结构上的缺陷，而且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比如说这个器官并没有缺损，但是它丧失或者部分丧失了一些功能，不能以正常的方式从事某项工作的时候，就是残疾人，这比我们直观上看上去比较全面了，现在我们国家是用这个定义来鉴别你是不是残疾人。在国际上，多数国家，特别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基本上按照生理的、心理的和人体组织结构上的这种功能或者组织的缺陷来判定。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进一步做一个介绍，现在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些理念可能更超前一些。我举这么一个例子，1985年的时候，朴方同志应法国总统密特朗夫人的邀请去法国访问，我去了，在爱丽舍宫晚宴的时候，法方的朋友就问我，朴方介绍我的时候，说是郭先生，那时候我是《三月风》的主编，说他也是一个残疾人。因为朴方是残疾人，大家都看到了，朴方给法国朋友介绍说，说我也是一个残疾人。法国朋友看着我说，你哪儿残疾？我说我的右下肢是假肢。这位法国朋友说，你不是残疾人。我大吃一惊，我没了一条腿了，怎么不是残疾人呢？他说因为你是总编辑，做总编辑，在办公室里做策划选题，你的一条腿是假的，对于你的工作没有影响，所以你不是残疾人。如果你是当记者的，你需要东奔西走，到处去抓新闻，那么你的一条假腿对你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你就是残疾人。这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呢？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残疾人，并不是从人本身的全部情况来作出判断，而是把人和环境的关系连在一起。当你的条件在这个环境下造成一种障碍，不能以正常的方式从事某种活动的时候，你就是残疾人。当你的这种缺陷，在一定的环境里不形成为障碍的时候，不妨碍你以正常的方式从事某种活动的时候，那你就不是残疾人。所以，这就说明西方有一个概念，判定残疾的问题，是把人和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思潮，当时是85年，我们听了就觉得很新奇。无独有偶，2003年的时候，我陪国务院国务委员也是国务院残疾协调委员会司马义·艾买提到欧洲出访。在荷兰的时候，和他们内务部的部长座谈，座谈的过程中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在荷兰，你们判定残疾的标准是什么？他跟我回答，他说我们这里认为，与现代社会生活不适应者就是残疾人。我说这个话很抽象，怎么叫与现代社会生活不适应者呢？怎么理解呢？你能不能给我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不会电脑就是残疾人。我大吃一惊，我说那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不是了。他说，现代社会生活中必须要掌握电脑，你如果不会电脑，对现代的社会生活就不适应，就会造成很多的障碍，这样就被判定为残疾人，他就可以享受到政府给他提供的很多特别的扶助优惠政策。后来回来以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语言交流中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他所说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对现代社会生活不适应者就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倒不一定是残疾人，我们说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他这个概念也同样说明一个问题，他是把人和环境来相比较，判定人的残疾程度，是要考虑人和环境的适应程度的。也正是这种情况，朴方同志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朴方同志在推动残疾人就业的时候，原来我们起草文件讲话，常爱用一句话，叫做"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如何如何，朴方同志非常反对这句话，他说什么叫不具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我们说重残的人，就需要政府、社会供养。朴方说那是你没给他创造一定的条件，你给他创造一定的条件，同样具有劳动能力。他说比如说我，倒退20年，你们说我有没有劳动能力？我高位截瘫，坐在轮椅上，显然没有能力了，让你们判定，我就是丧失了劳动能力。他说现在我天天上班，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说我没有劳动能力公平吗？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多少肢残人是没有就业机会的，有了电脑，他们从事电脑IT业，做得绝不比健全人差。包括传呼电话招了那么多的残疾人，甚至我们到德国去，看到一个全身瘫痪，四肢都不能动的人开车床，为什么？他这个车床经过改造以后，是声控的，只要能说话，说启动，车床自己就启动了，完全是声控，只要有语言，能发出声音来，这台车床全部听他指挥，你说这有没有劳动能力？所以从反对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这句话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残疾和残疾的程度是由人和环境、人和条件的关系来决定的。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现在仍然用我们保障法中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我们1987年经过国务院组织的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有5类残疾人5164万，这是87年的数字。特别是我要说明，我们说的比较严密、准确的是，我国五类残疾人是5164万，并不是全部的残疾人，全部残疾人只这个数。当时的五类就是视力残疾、听力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把听力和言语放到一类里面去的。这样的情况下，大概不到我们国家人口的百分之五的比例。今天我们说到，我国有多少残疾人？我们老说六千多万，为什么不说5164万？因为人口基数大，当年不到12亿，现在13亿，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又没有进行新的抽样调查，所以现在大约的说就是六千多万，同样是指五类，因为我们把内脏缺损、麻风病、侏儒等等很多残疾都没有计算在内。当初调查的时候，就没调查到里面来。

    那么全球残疾人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根据他对多数国家进行的摸底调查推算出来的数据，一个国家人口总数的10％是残疾人。我们现在没有用这个比例，如果用10％这个比例，我们国家就要有一亿三千万的残疾人，这个我们听了会大吃一惊，因为六千万就相当于英国、法国的全国人口了，一亿三千万是一个大国的人口了。但是我要说，这仍然不是高的。越在发达国家，他宣布的残疾人占人口的比例越大。比如说日本，他认为残疾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美国曾经宣布过他的残疾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3％。为什么？美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医疗条件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为什么反倒残疾人多了呢？反倒这么大的比例？实际上，越是发达国家对健康标准要求越严格，稍微有点毛病就算残疾人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两只眼睛，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0.05以上就不算残疾人；而美国人一只眼睛0.05以下就算残疾人。在我国，五个手指头缺了三个手指头，拇指和食指还在，能合拢，能拿得起东西来，在我们抽样调查里这不算肢残人。在美国，五个手指头哪怕小拇指缺了一点，就算肢残。同时，我们调查了五类，在美国牛皮癣久治不愈算残疾人，内脏缺损，比如做过胃切除肺切除手术算残疾人，糖尿病算残疾人，甚至连续失眠三个月以上都算残疾人，所以他对健康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到挪威去过，我们下面有五个专门协会，挪威全国残疾人联合会下面有60多个专门协会，有牛皮癣协会、孤独症协会、失眠者协会、糖尿病患者协会等等，第一，他的残疾人类别很多，分的很细。第二，对健康人的要求很高，有10％甚至超过20％的比例，这个比例联合国没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确定了我国的残疾人占人口总数的5％左右，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状况的不断发展，残疾人比例会不会有提高，也有可能。这次进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有些同志提建议要打破五类，应当把麻风病等等扩展进来，增加残疾人的类别，适当提高健康的标准，这样可能就会要扩大。但是根据我们国家发展的情况，我个人看法，也不可能扩展得太大，现在整个的贫困人口数量还比较大，一下子划出了一亿多是残疾人，恐怕政府现在能够给予的社会保障力量还是有限的。

    说了这么多问题，有的同志还会说，发达国家这样的情况，将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发明了克隆技术，人的某一部分的肌体的组织都能够培育再生。没有耳朵了，把耳朵的细胞植入老鼠的背上，老鼠的背上长出一个耳朵来，将来可以装耳朵了，这已经不是科幻了。国际上医学都开始做实验了，将来是残疾人越来越少了。甚至社会发展到某一天的时候，残疾人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我们就失业了。但是，很多发达国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残疾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而人的寿命长的时候，老年性的残疾人就随之而来了。现在有这样的概念了，不能光单纯地追求长寿，因为长寿不等于健康，不健康的长寿是活受罪。所以现在摆在第一位的不是长寿，而是健康。不但要长寿，而且要健康。但是毕竟你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耳朵要聋、眼睛要花，老年痴呆也出来了，各种老年性疾病来了，行动也不便了，要坐轮椅了等等，基本上进入老年残疾人行列了。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残疾人越来越多；车速越来越快，车祸就越来越多；楼房建的越来越高，各种建筑施工的事故越来越多。同时，各种食品里的添加剂，像最近查出来的苏丹红1号等等，都是致残的因素，这就导致致残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认为随着现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残疾人并不会消失，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关于什么是残疾人的一些情况。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第一，残疾人是和环境有关系的；第二，残疾是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有关系的；第三，残疾人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占到人口总数的10％左右，所以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它都是回避不了的、不容忽视的，涉及到相当数量的人群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什么是残疾人。

    第二点，我讲讲现代文明社会的残疾人观。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得太细，因为1998年我们第二次全国自强模范表彰大会的时候，把这些自强模范的先进事迹出了一本书，叫《自强之歌》，江泽民当时是总书记，为这本《自强之歌》，写了一篇序言，应当说这篇序言就是现代文明社会残疾人观集中的体现。在这篇序言里面，我着重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句话，"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这是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不是某个时期出现的，也不是心血来潮谁提出来的。现在西方有这么一个观点，不只是说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他们的看法是，人类是由残疾的类人猿进化演变而来的，先有残疾，后有人类。这听起来好象有点异端邪说了，但是也可以说确有其事。我找到一些资料，参考消息前几年的时候曾经登过这样一篇文章，说远古时候，有些类人猿前肢残疾了，不敢着地，就直着行走了。当所有的类人猿都四肢着地，爬着走的时候，这些有残疾的类人猿站着行走是被视为不正常，是视为残疾的。但是，正因为他站起来走，脊柱逐渐挺直了，大脑发达了，进化到人类来了。去年，2004年3月26日的《参考消息》上也登了一个，而且有照片，说短尾猿竟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这个类人猿就要进化到人的临界线上了。同时还有一条消息，说人类进化也有代价，科学家们发现，由于一个被称为MYH16的基因错误，致使现代人类的颅骨发生变化，大脑发达了，颌骨往回收缩，咀嚼肌的力量减弱，不能吃生肉了，要吃熟食了，这样才演化到人类来，这都是人类学家研究进化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也是作为一家之说，就说人实际从残疾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这样一来，不只是说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了，甚至可以说人类是由残疾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再有一句话，江泽民的序言里说"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这句话很重要。从理解上，正因为有车祸，所以才有交通规则；因为有工伤事故，所以才有工伤保险；有非典，现在才正在研究预防非典的疫苗。也因为有残疾，才有康复，才对健康更加重视，才有残疾的预防，才有婴儿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等等，让人能够更健康。所以残疾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个人的不幸，更重要的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类自身完善过程中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就是说全社会所有人都应当共同承担这种要付出的代价，而不是应当由残疾人个人去承担，去付出。这句话可以延伸出很多的问题，残疾人不只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样，这篇序言里还有一句话说，"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我们今天常常这样说，对残疾人的态度，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的发展史，现在我们讲文明是三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先从物质文明来看，人类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候，一个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仅够维持自己生命的延续，没有剩余价值可供人剥削的价值。那时候不要说残疾人，连战俘都要被杀，因为战俘的劳动只够吃饱他的肚子，就不留，杀掉，当时是很野蛮的。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一个人的劳动所得除了延续自己生命以外，能够有剩余价值产生，有了剩余价值就可供人来剥削，这样社会就进入了奴隶社会了，有奴隶就有奴隶，战俘不再被杀掉，当了俘虏过来成为奴隶，他的劳动除了吃饱他的肚子，维持自己的生命延续，还有剩余价值，可供奴隶主剥削，奴隶主就成了不劳而获的阶层，这样就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这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在这样的低水平的，物质很贫乏的社会，残疾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重视，许多残疾人被自然淘汰，即使不被杀戮，也是被自然淘汰了。

    当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为了推翻封建主义的时候，对抗君权，对抗神权，提出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等观念的时候，人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尊重，残疾人的问题也被提了上来。从国际上来看，残疾人的人权真正得到重视是从二战之后。二战之后产生了大批的伤残军人，各个国家对伤残军人都很重视，包括现在的奥林匹克里残疾人奥运会，也是二战后伤残军人组织发起的。联合国到了1982年，特别确定1982年为残疾人年，1983-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下面还要讲到国际上的发展趋势。所以，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残疾人越来越受到重视，政治文明更是如此，一个专制的国家，一个个人价值被忽视的体制下，残疾人的问题不可能受到重视，不可能得到尊重。精神文明，已经把关心帮助残疾人列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作为村民条约等等内容中的一条，所以随着"三个文明"的进步，残疾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一个尺度，包括现在大家到北京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内蒙的同志看到，无障碍的设施很普及了，盲道到处都是。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很多外国人来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文明进步的标志，无障碍设施。所以，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第四句话，正确对待残疾人，做好残疾人工作，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宗旨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是我概括出来的内容，不是江总书记在《自强之歌》里说的。有这个意思，但是构建和谐社会是后来提出来的。首先说它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宗旨的体现。大家都知道，共产党人最终宗旨是解放全人类，这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在解放全人类的问题上，人类现在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解放运动。首先第一个是种族的解放，反对种族歧视，对黑人等等有色人种的歧视；对民族的解放，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别的解放，妇女运动，男女平等；阶级的解放，反对阶级压迫剥削；残疾人的解放，现在有人提出是人类第五次的解放运动。当然这个能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至少在一些文件里已经开始有这种提法了，说残疾人的问题是人类的第五次解放，残疾人的解放是对生产力的解放。

    总之，重视残疾人的工作，解决残疾人面临的困难，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这是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宗旨的一种体现，这是毫不过分的说法，应当说是切合实际，也是恰如其份的。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人类，残疾人也在共产党人要解放的范围之内。同样，正确对待残疾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大家都有过深入的讨论研究，究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过去说是一大二公也好，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好，人人平等也好，还是小平同志说的最到位，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同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贫富差距在拉大，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不只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两句话都讲了的，可是现在有一些人就只抓住了前一句话，忘记了后一句话。现在我们说的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也好，实际上就是在做共同富裕的工作。

    现在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工资的分配，劳动收入、报酬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税收，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保障。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我认为就是共同富裕，这是和资本主义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也是高税收，高福利，做的也是第三次分配工作，但是他没有提出来共同富裕。我们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要达到共同富裕，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最困难的这部分残疾人，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为他们提供特别的扶助，给他们以各种优惠的政策，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做好残疾人工作，帮助残疾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当前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我们知道，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这一代党中央提出和谐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家都在学习，我不展开讲。我学习也很不够，但是我个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至少有几个要素是应当掌握的：第一，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要公平、公正。只有一个社会做到了公平公正，这个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否则的话，各种矛盾的激化、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出来。什么叫公平公正？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种，说你干一小时的活拿10块钱，我也干一小时的活，拿10块钱，这就是公平公正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所说的公平公正是事实上的公平公正，而不是形式上的公平公正"，形式上的公平公正，虽然你扛十斤，我也扛十斤，你拿10块钱，我也拿10块钱。但是你的体力比我强得多，我扛10斤要付出你的三四倍的努力和体力，那我也只拿到10块钱。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事实上的平等，虽然我干的是你的十分之一的活，但是我拿到的报酬跟你一样的，最后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然现在有争论，说各取所需达到达不到，至少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第一个要做到的公平公正，对待残疾人，要给他社会公平的地位和尊重，使他在这个社会里和其他人一样，处于同一的起跑线上，享受到公平公正。有一个概念，有的报纸文章里也提出来，我们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集体主义的精神，常常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为多数人的利益来奋斗等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集体主义精神是比较强的，西方社会是个人主义。现在西方的许多议会等等强调的是尊重少数，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对于少数的民族也好，对于弱势的群体也好，对于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的这些人，他们强调要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尊重，不能忽视少数人。包括前不久发生的美国那个妇女大脑受损伤，拔掉了食管，小布什还特地从休假地赶回来，拔不拔还引起了国会的加入。他们的观点就是保护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容易被重视的，容易被忽视，被侵犯的是少数人的意见。这种观念，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讨论中开始被提了出来。

    我前一段时间去江苏扬州市，扬州市的市长跟我们座谈，他说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能忽视少数人的权益。残疾人虽然只占我全市人民总数的5％，但是这部分人的权利是不应当被忽视的。尊重少数、保护少数，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当然还可以再研究。总之我觉得，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视这部分人的利益。下岗职工，两千万也好，多少也好，比起13亿人，毕竟是少数，但是绝对不能忽视这部分人面临的困难。残疾人虽然只有六千万，只占人口的5％，但是绝不能忽视他们的权益，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一个和谐的社会，除了政府和社会之外，中间要有大量的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个群体和各种层面，他代表他所代表的人来说话，发出呼声，向政府反映。只有他们所有的呼声都能上达到政府，政府做宏观调控也好，整体的平衡也好，才能考虑到这个问题，这部分人的社会权益才能得到更多尊重，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我们看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很稳定、很繁荣，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中介组织特别多，有各种社团组织。我们原来控制得很严，全国也没有多少，有四千，好象不少，实际上一个小小的台湾就不止40万。所以，残疾人组织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中介组织，要把六千万残疾人的利益反映出来，要为六千万的残疾人的保障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各级残联是肩负着很重要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五点，我们党和政府历来是十分关心残疾人、重视残疾人工作。我简单举几个例子，作为第一个问题的结束。应当说，我们从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对残疾人非常关心，对残疾人工作非常重视。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不多，有一则我们讲了很多。最近我看毛主席的儿媳妇张少华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正式地证实了，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妈妈毛主席的亲家张文秋》，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张文秋是两个女儿，大女儿刘思齐，毛岸英的爱人。毛岸英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二女儿就是张邵华，现在叫邵华，是毛岸青的爱人。所以张文秋是毛主席的亲家，张文秋是延安时期就已经参加革命了，是老干部了。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在中央组织部做组织人事工作，那时候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要恢复盲人协会，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好多志愿军双眼失明。要恢复盲人协会，开展盲人按摩等等工作，当时盲人协会在内政部下面，也就是现在的民政部，当年叫内政部，谢觉哉当部长。恢复盲人协会的时候，当时叫盲人福利会，要选一个会长，请中组部推荐人选，中组部就推荐了张文秋。

    张文秋很不高兴，她说我革命这么多年，一直做群众工作，轰轰烈烈的，为什么现在让我做盲人的工作？想不通，不愿意到盲人协会当会长。所以现在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很自然，张文秋当时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她去找毛主席，毛主席问她最近工作怎么样，她说不高兴。这个文章里写，说中组部和内务部让她做盲人协会的工作。毛主席听了她的话以后笑了，说："文秋同志，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既然是为被压迫的人谋解放才出来革命的，为什么对最痛苦的人不愿意去解放他们呢？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劝你还是去做盲人协会工作的好。"张文秋听了之后也很受启发，就心情愉快地到盲人协会工作了，之后到年底的时候她用点字出了一本书，找毛主席去了。你看我工作得很投入，还给他们编了一本书，用盲文出的，让盲人也能阅读。毛主席看了这本书以后，对盲人福利会的工作很满意。因为张文秋让他给起一个书名，毛主席说，就叫《盲人月刊》好了，这是很适合的名字，不必另起其他的名字了，然后毛主席闭着眼睛，兴趣盎然地用手摸着书上的点字说，说我是第一次见到盲文，就靠这么几个小点就能组成那么多文字？张文秋解释说，世界上最早的盲文是法国的布埃尔发明的，怎么用六个固定的点组成盲文，这是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毛主席和残疾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和盲人。确实不愧为伟大领袖，一针见血，高瞻远瞩，说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你既然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出来工作的，为什么不去为解放他们而工作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共产党人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做好残疾人工作，是共产党人宗旨的体现，毛主席说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这个意思。

    除了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当时到特教学校视察，都有照片。周总理，那时不仅对朝鲜前线回来的伤残军人因战争致残的荣军们非常关心，安置他们的生活，到荣军疗养院，安排盲人学按摩。现在我们还常常看到一张照片，周总理视察特教学校，和学生们一起听课，很珍贵的照片。
第二代核心人物邓小平和残疾人的关系，我们看到的资料很少。当时我们还想，是不是因为邓朴方搞残疾人工作，所以为了避嫌，对这方面一直没说过什么。我们查了大量资料，只查到一张照片，老山前线反越自卫反击战之后，邓小平接见荣军劳模、战斗英雄等等，有一张照片邓小平弯着身子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战斗英雄握手，有这个照片，一直在用，但是坐在轮椅上的这个荣军是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直到前不久，我到江苏的时候了解到这个荣军叫詹亚平，是老山前线受伤了以后，出席英模大会，邓小平接见他，还很亲切地问候他。除此之外，去年小平诞辰一百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史出了《百年小平》，我看那书上说，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从朝鲜回来，首先到的大庆，因为他对大庆很关心，是第二次去大庆视察了，大庆的职工们非常高兴，夹道欢迎，机器设备和房顶上到处都是人。小平同志一路很艰难的走过来，大家争着和他握手，小平同志说，不握了，实在握不过来了，不能一一握手了。旁边工作人员也挡住了，快速往前走。正在这时候，小平一眼看到了劳动模范耿玉田，双臂都失去了，小平第一次视察大庆的时候见过他，所以这次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就赶紧走过去，伸出手去和他握手，说你最近情况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但是小平当时可能是习惯性的伸出手握手，耿玉平的双臂没有了，没有办法握手。刚好他的爱人在旁边，小平同志马上就反应过来，说你替他跟我握手吧，伸过去和他爱人握手，这就说明小平同志心目中对残疾人，特别是战斗英雄也好、劳动模范也好，为国致残的这些人是非常的尊重的，心理是惦记着他们的。

    到了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总书记也好，还有现在的胡锦涛总书记，大家都亲身经历过，就不说了。江总书记为《自强之歌》写了序言，胡锦涛总书记又为第二本《自强之歌》写了序言，其中提出了残疾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我是挂一漏万地讲一下，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是十分关心残疾人、重视残疾人工作，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座的接触到的党政领导也好，每年的助残日也好，召开大会也好，现在的领导对残疾人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是有史以来最重视的时期了

    第一个问题就讲到这里，什么是残疾人，现代社会的残疾人观，还有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关心和重视残疾人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残联组织的性质、任务。许多同志到残联来工作很不适应的问题是残联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一问起来，做过这个工作的同志就说，残联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有的同志说，什么半官半民？二倚子，不知道你是个什么组织。一会儿说自己是官，走公务员系列，也有局长、处长、科长的，有官衔；一会儿又说是民，机构精简，我们不在其内，减不到我们，我们不是政府部门，别减我们。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为什么定这么一个性？直到现在也有同志说，当初就是你们给闹坏了，闹得半官半民，那会儿成立一个残疾人事务保障局多好，什么经费的也不成问题，那多省事。现在干这么多事，一没钱二没权，手里又没手段，怎么为残疾人服务？有些同志会有这些怨言。但是我相信，经过当初从84年组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到88年中国残联，这一路走过来几次机构改革，我们的性质是不断地磨合，不断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最后定性为亦官亦民的事业团体。也有的同志对事业团体有意见，弄什么事业团体，给我们的经费都比行政的少几千块钱。我就给大家把我自己经历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也许能够说服大家，也许不一定能说服，但是大家了解，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个性质。

    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残疾人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有，是不成系统的，民间的一种个别的慈善行为，是一种施舍的行为，或者是残疾人自己的帮会性质的一些组织。比如当时上海就有盲人堂，是上海盲人自发组织的，谁欺负盲人，就大家一起上，跟他拼命，这种带有帮会性质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残疾人工作，最早成立的1953年在内政部下面成立了盲人福利会，1956年的时候又成立了聋哑人福利会，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早出现的两个由官方出面组织的。到了1960年的时候，盲人福利会和聋哑人福利会合并，成立中国盲聋哑协会，这个组织当时发展得很大了，到了县一级都有了，很多人了解，县里在60年代初的时候都有成立。但是遗憾的是，好景不长，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陷入瘫痪了，最后就完全停顿了。一直到了1979文革结束之后，盲聋哑协会才开始恢复工作。但是当时感到全国性的残疾人组织只有一个盲聋哑协会，就是说它代表的就是盲人和聋哑人，还有其他那么的残疾人呢？特别是当时的肢残人，肢残人智力没有问题，但是身体行动受到限制，智商不低，但是参与生活的困难很大，很多肢体残人迫切想要成立一个肢残人协会。当时还有智力残疾人要不要成立、精神残疾人要不要成立、孤独症要不要成立等等很多。在这种情况下，1984邓朴方牵头组织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下面我讲一下，前面聋哑协会我都没有经历，我是1984年开始进入中国残疾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我就讲一下第一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第二这个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后来又为什么发展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立与邓朴方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寓于偶然性之中。大家知道，邓朴方是小平的长子，文化大革命中致残了，致残之后，当然那是小平同志被打倒了的时候，他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在北京福利院和那些孤寡伤残住在一起，光身穿着棉袄棉裤，大冬天也是如此，鼻涕都往袖子上蹭，把袖子蹭得锃亮。他躺在床上编纸篓，一个纸篓5分钱，攒到够了钱就去和残疾人一起喝酒，借酒消愁。他的状况改变就是随着小平同志的复出，《在江西的日子里》大家都看过了，就不多说了。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他被送到解放军301总院，当时小平同志很关心他，希望能给他治疗，当时经过周总理的批准以后，就把邓朴方送到了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全球很著名的骨科医生，本来是很有把握的。但是朴方同志到了加拿大，他给做手术，因为他当时是脊椎断裂了造成高位截瘫，把后背打开以后一看，因为从66年、67年开始致残，一直到70年代末，隔了这么多年，脊髓已经纤维化了，没有办法再传到神经了。虽然是很权威的骨科专家，也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就给他脊柱上上了两个不锈钢的钢板，免得脊椎再断裂。所以现在看朴方老是挺着，坐得直直的，好像很气派，其实是后面夹着钢板。做完手术之后，加方就劝他，说你还必须接受康复治疗，加拿大有一个条件很好的康复中心，你继续留下来吧。朴方说，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康复医院，到了加拿大之后才看到很多急救性的抢救以后都要进行康复，经过康复以后，人才能恢复正常的状态，可是中国没有一间康复中心，我有条件能出国进行康复，我那些残疾的兄弟有几个能有条件到国外来看病的？我不留在加拿大，我要回国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康复医院。当时就把他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回到国内，住在301医院。正好当时在301医院里住着还有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王鲁光，他清华毕业不久，分配到部队去，在空军当军战士，和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订婚了，马上就要结婚了，结果他从兵工厂骑着自行车出来的时候，被无轨电车撞倒了，当时人的救护知识是非常贫乏的，当时说用长条的椅子用个门板什么的等等平平的抬他，没有问题，脊柱可以接上，脊髓神经也没有断裂，但是当时没有那个常识，就直接拉了，也高位截瘫，结果朴方和王鲁光两个人同时在301医院住着，都是高位截瘫。两个人商量，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康复中心，也给残疾人兄弟提供康复机会，两个人一商量，觉得这个事值得干。当时王树生大将还没有去世，年轻人虽然致残了，也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情，也鼓励他们做这个事情，这样他们就找了几个高层的领导，得到了支持，就发起了一个协议，由政府投一部分钱，由社会募捐一部分钱，建立自己中国的康复中心，也就是现在，我们在马家堡那里的中国康复中心。到了今天，也不只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康复中心，在东南亚也是数一数二的。
大家有机会的话，北京的同志都去过，内蒙的同志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设施很完善，核磁共振、高压氧仓、康复的手段、训练的手段比较齐全，至少在国内，是起到窗口示范作用、领军的作用。当年的成立是很艰难的，由巴老等等一些老先生联名向国务院打的报告，国务院给批了。朴方他们说，不能光靠政府的钱，自己得想办法找点钱，向社会募集。向社会募集，总得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由头吧，就想起来了，为了建中国的康复机构，就成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当初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康复中心筹款。所以这时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既不是盲人的组织，也不是聋人的组织，也不是肢残人的组织，就是为所有的残疾人服务，为所有需要康复的残疾人服务。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在这个会上，朴方同志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现在我们常说的，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就是在3月15日基金会成立的时候发表的讲话中的一节的题目，这段讲话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都刊登了，当时的社会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有的同志说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就是邓朴方的，没有邓朴方的话，你们残疾人没有今天。这话对不对？不能算错的，确实邓朴方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邓朴方自己也说，我个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全部是我的功劳。他说残疾人事业的产生、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的国家、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提出来这个问题。即使不是我邓朴方牵头来搞，可能是张三，或者是李四，也会有人牵头搞这个事。只不过因为我是邓小平的儿子，我也致残了，我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英雄和历史的关系，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对推动历史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真正决定历史发展的还要到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中去寻找它的原动力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我想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也有人说，邓朴方残疾了对他个人来说是不幸，对于六千万的残疾人来说是大幸，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由于邓朴方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到了这个阶段。

    到去年，2004年的时候，三月份，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成立20周年，在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会，朴方在这个会上做了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他的讲话里说，为什么在1984年的3月，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够出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样一个新型的社会团体，这样一个新型的组织，他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在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的基础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种新组织出现了。第一个原因将就是改革开放，朴方同志讲，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二十年了，回顾这二十年，当时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冲破了思想上的牢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下面他举了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标志性的事件。安徽省小岗村的20个农民在一张生死契约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冲破了旧体制对生产束缚。四川省献昂镇的干部群众率先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宣告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第三个是精神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热泪盈眶观看一批剧目，酣畅淋漓地宣泄被压抑很久的内心情感。第四是渔村深圳推土机的轰鸣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举了这样四个方面的例子，说人民的思想从来没有如此的活跃，人们的心情从来没有如此的欢畅，怀着对未来的崇敬和希望，虽然也有迷茫，却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和蓬勃热情开辟着新的道路，创造新的生活。正是这样一种改革开放的大的背景，人们的思想解放，才有可能让我们敢于想成立一个新型的社会团体，来为残疾人服务。在此前不可能，顶多在党和政府和的关怀下，聋人协会、聋哑人协会这样官方成立的以救济为主的、单一的残疾人组织。盲人聋哑人协会当时的工作就是救济，而残联成立以后的目标是平等参与共享，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两个组织是性质不同的，发挥的作用、奋斗的目标也是不相同的。这是第一个背景，国家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组织。

    第二个背景，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生活最困难的残疾人群体最先感受了时代的变化。一种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个群体中萌动，他们冲破多年来被当作废人的歧视和压抑，勇敢地走出了家门，闯入了社会生活。北京的一批残疾人积极分子首先冲破禁地，成立了残疾人青年俱乐部。我们吕争鸣同志当年就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相继的大连、广州、西安、兰州、唐山等各地的残疾人协会小组、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出来了，他们响亮地喊出了废字与我们无缘，自强是我们的主旋，要求康复、就学和就业，渴望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是那个时期，相继涌现出张海迪、石铁生、刘琦、史光柱等一批优秀残疾人，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这是第二个大的背景，残疾人这个群体过去被社会所歧视，所冷落，被压抑的这样一个群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的自我意识萌动了，觉醒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求参与社会生活，要求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为一个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奠定了群众的基础。第一个是大的国家的、社会发展的环境的基础，第二是群众的基础。

    第三方面，朴方讲到了国际环境。恰逢此时，联合国发起了残疾人年和残疾人十年。就是刚才我说的，1982年联合国确定为联合国残疾人年，各国都开展残疾人工作，关心残疾人，保障残疾人权益。82年很快过去了，结束之后，联合国召开特别大会，评估82年残疾人年成果怎么样，结果没想到各国普遍不满意，反对，为什么？因为残疾人的问题积压的太多了，用82年一年的时间什么也解决不了，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残疾人的状况。所以在各国一致的要求下，联合国又通过了从1983年到92年再来一个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由一个联合国残疾人年进一步拓展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

    到了92年，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结束的时候，由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牵头，又发起了亚太残疾人十年，就是从93年到2002年，200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大町召开了会议，亚太残疾人十年结束，又启动了第二个十年，这是整个国际的大环境。正是在联合国的残疾人年和残疾人十年期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残疾人世界行动纲领，提出了残疾人以平等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在座从事残疾人工作的同志，有两个联合国的文件一定要找来读一读，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关于残疾人事业行动纲领，再一个是残疾人标准规则，其中对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文化生活、社会福利、无障碍设施、法制建设等非常系统地做了规定，甚至也在不断发展。当前我们正在推动联合国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这就比这个世界行动纲领上了一个层次，带有强制性的公约，其中就把这些内容都纳入进去了。所以朴方说，这两个东西一出来以后，当这股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之风吹进我国时，人们是那么的欣喜，那么的激动，那么的豁然开朗。因为在此之前，说实话，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残疾人工作，也不知道成立这样一个社会团体以后应该干什么，我们知道的就是救济贫困。残疾人没饭吃了，活不下去了，政府给点救济款，有定期的，有临补的。读了残疾人事业行动纲领，读了残疾人规则之后，我们才知道，残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文化成果，简单说就是平等、参与、共享。所以今天说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平等、参与、共享，这是最简单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由原来的救济型扩展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一项事业，由单一的工作到一项事业，是这些年来最根本的变化。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下，才提出了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文化、生活、社会福利、法制建设、组织建设等等一大串的业务工作，就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三个背景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才有可能成立。福利基金会成立之后，就发现原来确定的具体工作目标已经远远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初成立福利基金会的时候，就是给建立康复中心筹款，但是这个组织一成立起来，社会各个方面知道了以后，大量的残疾人写信来提出了种种的要求。我记得当年我们确实是朴方同志说的热火朝天的，非常激动的难忘岁月。那时候我们没有办公的地点，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他们把一个私人捐赠的小四合院给了我们，就是现在中残联的信访办，北京站的对面那个小四合院。当时就在那里办公，那里一共没有几间房子，邓朴方和王汝光在那里面办公，来了客人，找邓朴方，王鲁光就去大院里办公去；找王鲁光的，邓朴方就到大院里办公去。王鲁光同志前几天去世了。我们是哪有地方在哪里办公，上下班别说班车，什么都没有。有时候邓朴方有车，用他家里的车，我们就搭他的车，王老师先送我们回家，再回他家，也没有食堂，大家在家里带饭，那时候说吃百家饭，好多人不是在这里工作的，都有自己的职业，当医生的、当教师的，开公司的等等，白天上自己的班，下了班以后才赶到这里来。所以那个小院经常是彻夜灯火通明，越到晚上越热闹，因为大家下了班才到这里来，条件也非常艰苦，但是朴方同志说，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大家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那种奉献的精神，和那种乐观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他说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残疾人纷纷写来信，反映种种的问题。当时占第一位的是教育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要想进入高等院校有一个体检标准，这个体检标准是卡得很严的，对于肢残人来说，两条腿相差五公分就不能进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了。我是文革前上的大学，上的北大，那会儿都不歧视，只要你考分够了，就录取你。而且我进入北大以后，我发现并不是就我一个残疾人，至少有一、二十个残疾人，有驼背的，有侏儒的，到北大的图书馆，大家都知道，座椅很高很大的大太师椅，他要上去都翻过来爬上去才能坐上。北大校庆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精神的魅力"，我写的又一种文明。在北大里，你感觉不到你是残疾人，绝对不会有人歧视你，但是也没有人特殊地关照你。其实作为一个残疾人就是这样的心态，我既不希望被歧视，我也不希望被特殊的关照。你就是拿我当普普通通的人，所以在那个环境里，我觉得是最惬意的、最舒服、最痛快的情况。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所有的高等院校一律不接受残疾人，我们曾经收到这么几封信，比较典型的。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万里同志转给朴方同志一封信，是一个上海的当妈妈的写给万里委员长的，万里给了朴方，朴方给我们看。这个当妈妈说，我有一个儿子，自小患小儿麻痹，两腿差几公分，参加高等院校考试，报的是数学系，他身体残疾的程度和他所报考的专业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他上了分数线，超过录取分数线很多，北京大学数学系拒绝录用。这个孩子的妈妈说，旧社会的华罗庚可以进入高等院校里成为我们国家著名的数学家，现在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陆启铿也是残疾人，也进了高等院校，在旧中国残疾人能上大学，新中国我的儿子不被录取。国民党统治下，华罗庚可以成为数学家，共产党执政后，我的儿子连学习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说我孩子的舅舅在台湾，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说你可以把孩子送到台湾来，我在台湾给他找大学。说万里委员长，我是该不该送？就这么一封信。所以一个残疾孩子的上学问题上升到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了。这种情况下，万里委员长说，朴方同志，你抓的这个工作非常必要。朴方同志说好，我们得攻关，首先得突破残疾人进入高等院校的体检标准，当时我们请了专家和医学人员研究，到教育部一次一次地跑，我是从教育部出来的，最后攻下来了，体检标准修改了，残疾人只要所报考的专业和他的残疾没有很大的影响，达到录取分数线，一视同仁，加以录取。到今天，大家知道，每年都有一千多个残疾人进入到高等院校里面去，而且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志为此事付出了辛勤努力的。一到高考招生录取的时候，很多残联的同志蹲到招生办公室盯着。我这三个人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你要不要，不要的话，就找新闻媒体，往中残联告，往教育部告。现在每年达到录取分数线的残疾人95％以上都被录取了，只有极个别的。

    就在修改体检标准之后的第二年出了一件事，浙江的事，就是现在我们中残联这里的聋人协会的副主席杨洋，她是耳朵自幼失聪了，她爸爸着力培养她，在普通小学到中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听不到，但是她看你的口形，她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可以不是很清晰很准确地发音来跟你进行交流，现在在我们聋协当副主席。当年她高三毕业的时候，教过她的老师几十个人联名写了一封推荐信报考某大学，这个大学就是不录取，理由很简单，你听不见，我讲课你怎么听？你怎么跟同学交流？你不能进我们学校，就不要。这几个老师说，她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是这么上过来的，就是跟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怎么听不见呢？她可以读你的口形，学校不管你说什么，就不要。结果反映来反映去，反映到了中残联教就部，我就给了邓朴方。正好学校要开学了，还没有决定收，而且临近了教师节，中央电视台请朴方，说教师节这天请你到我们台里去，我们在录音室里现场直播，你对特教老师们说几句祝贺节日的话，朴方同志说行，借这个机会感谢特教老师们。正好，杨洋这封告状信过来了，就派我们教就部主任去浙江一趟，见学校的校长，跟他们说我们收到这封信，你们收不收，你们如果不收，后天就是教师节，邓朴方将在中央电视台向教师们祝贺节日，同时不能不说说你们这件事。这话说得比较委婉，实际上就是给你曝光了，给你上中央电视台了，全国就知道了。这个校长说收，我们收。就解决了。

    结果杨洋在那里四年学习以后，成绩优秀，英语不但达到了四级，而且达到了六级，在她听不见的情况下英语考试达到了六级。后来我们选拔残疾人干部的时候，聋人干部比较少，把她选到中残联来了，当时就是这样，从教育工作，一个一个人的做，到修改体检标准，最后到今天什么程度，像北京大学，在校的残疾学生40多个，北京大学里成立了北京大学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就是残疾人的组织已经成立到高等院校里面去了，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情况，这是教育，当时也还有就业的难度等等，康复的难处，很多的难题都提上来了，所以我说最初确定的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奋斗目标已经不适应了，就不得不开始着手业务工作，拓展自己的业务工作了。真正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做的第一项业务工作就是三项康复。

    所谓三项康复就是白内障复明、儿麻后遗症的矫治和聋儿语言训练。当时我们确定的原则就是第一花钱要少，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刚刚成立，筹集的款并不多，如果要花很多钱才能做的事，当时没有这个力量。第二是覆盖面大，不是为少数的，不是为残疾人贵族服务，不是为少数残疾人服务，要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残疾人得到利益。第三个原则是带有抢救性的，必须马上做的，不做的话就错过时机，再做也来不及了，没有这样的效果了。根据这样的三个原则，确定了白内障复明、儿麻后遗症的矫治和聋儿的语训。当时抽样调查的时候，全国盲人有800多万，有400万是因为白内障致盲的。白内障复明手术并不难，只是做玻璃体的手术，当时人工晶体还没有，术后必须佩戴眼镜，两个月之后出院。我国白内障复明的手术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医院特别是眼科医院都集中在城市里，边远地区、农村没有这种医疗的技术力量，所以许多人患了白内障之后就失明了。当时全国的手术量是两万名，而每年新增长的白内障患者是四十万。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内障的患者越来越多，呈上升的趋势。我们推行了白内障复明以后，特别是组织医疗队，到边远地区，到农村做白内障复明手术，最成功的是组织到西藏去。开始，解放军的医务人员组织手术队到西藏去，西藏很多人不信。因为西藏地区地势很高，紫外线非常强烈，是白内障高发区，在内地五六十岁之后才患白内障。而在西藏，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就患白内障，一些喇嘛宣传封建迷信的思想来抵制，说是前世的报应，不可能复明。但是许多人第一次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复明了，看到蓝天白云，那种心情是非常复杂的。那些喇嘛们患了白内障的，都主动找到驻地要求做手术。所以当时藏胞们说这是西藏的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白内障复明手术已经发展到和国际视觉会合作，开展视觉第一中国行动，每年的手术达到40多万，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历史上已经第一次开始出现白内障的负增长，白内障患者逐年减少了。现在许多省、市都提出了无白内障障碍区，无白内障障碍省。

    北京也提出了，有一例做一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

    再说儿麻矫治，儿麻是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现在这种病在许多国家已经根绝了。我们国家文化大革命之前本来已经消除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把基层医疗保健体系破坏了，糖丸发下去之后，给孩子们当糖豆吃了，真正应该吃的吃不到。文化大革命出了一批儿麻患者。这批人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最好年华的时候，脑子、思维、智力没有一点毛病，很聪明，学习很刻苦，但是上学不行、就业不行，非常苦恼，写信的人很多。我们组织手术队做儿麻后遗症的矫治，这个矫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效的，有一部分人有效，做完手术之后就能站起来。北京有一个女青年，叫翟艳萍，当年27岁。她自己说，我从来不敢走出家门，我只能在地上爬行，当我爬出家门的时候，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那种眼光让我不寒而栗。我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不敢出家门。27岁那年，解放军的手术队给她做了手术，使她能够依靠双拐站立起来了，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高。在一次座谈会上，她热泪盈眶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赛福鼎.艾则孜也在，他说毛主席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儿麻矫治手术使得多少儿麻患者也站立起来了。

    再讲聋儿语训。大家知道，十聋九哑，这话其实不科学，因为听力系统受到了损害以后，并不等于发音系统受到破坏，只因为他听不到别人说话，所以自己不会说话。我们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由于发烧或者药物致聋的相当多，这些孩子进入无声世界，只能边缘化。现在感觉到聋人非常爱扎堆，他们自己交流得很热闹，但是跟主流社会是不介入，也拒绝你们介入他们的圈子，这不是他们本人的问题，也是环境造成的。在国外，早就做到了十聋九不哑。在0到7岁的年龄段进行训练，就可以做到聋儿不哑。但是这项工作过去没有人知道，知道以后没有人愿意做。教育部门认为是卫生系统的事，卫生部门认为是教育部门的事，实际上是跨卫生和教育两个系统的事。我们建立了中国聋儿语训中心，招收孩子，训练孩子，当时的目标是聋孩子接受训练之后，有12％进入到普通幼儿园、普通小学去，跟正常的孩子打成一片就算成功。到了现在，到了县一级都有聋儿语训点，甚至有的乡镇都有了。现在不只是残联在搞，民政部也在办，教育系统也在办，卫生系统也在办，甚至民营企业家也在办，好多民营企业家开展了聋儿语训的中心，把语训康复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中国聋儿语训中心训练效果已经达到了25％，训练的孩子有25％能够进入到普通小学去上学了。所以好多孩子长到了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口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的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孩子养这么大了没听他叫过，经过语训以后，第一次张开嘴叫了，父母的心情确实是难以形容了。

    这三项康复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仅为残疾人带来了实在的利益，而且树立了非常好的社会形象。现在不少组织认识残疾人工作都是通过三项康复，说残联功德无量，做了非常好的事。所以我们说三项康复，或者扩大一点说，康复是我们残疾人组织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永恒的主题。这和造假的不一样，是真正为残疾人做实事的工作。现在三项康复已经扩展到了八项，还有继续扩展的可能。

    这样大家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有了一定的认识，原来有盲人协会，聋哑协会，后来合并盲聋哑协会，还有残疾人基金会。马海德在国际广播电台，他就特别关注麻风病人，说中国有40万麻风病人，能不能成立麻风病人协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干脆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把所有残疾人都纳入进来。这样1988年3月盲聋哑协会和残疾福利基金会合并了，成立了中国残疾人协会。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筹建过程中搞了大量的调研，首先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所以下面我讲讲残联的性质。它是一个什么性质？当时我们有很多同志说叫残疾人社会保障部，也有人说成立残疾人事务总局，列入政府系列，大家争论得很厉害。朴方同志非常有远见，他态度鲜明地说，绝对不能成立什么部、什么总局，如果再成立一个政府部门的话，你们谁爱干谁干，我回家，我不干。为什么？你们想一想，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应当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是为全体社会公民服务的。为什么过去解放以来这么长时间残疾人事业发展不起来，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是因为民政部管的，民政部政府部门的职责就是救济，所以他只能救济。康复是要卫生部门做的，教育是教育部门做的，就业是劳动部门做的，所以单独成立一个残疾人部的话，这个部的职能必须相当于国务院，这样才能把康复教育文化社会福利都概括起来。否则的话，人家原来民政部干的不也很好吗？所以我们成立的组织，第一不能是单一的政府部门；第二它必须有一个综合协调的功能，能够把各个政府部门都动员起来，把残疾人的需求反映给相关的政府部门，每个政府部门都能为残疾人做他应该做的事，这样残疾人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不能再单一的成立一个部了。如果是这样一个部门，那仍然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现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有新的思路，走新的路子。所以，成立一个政府部门被否决了。

    成立一个群众团体行不行？按说是要成立一个群众团体，国外很多残疾人组织都是群众团体，一个台湾就有上百个，香港也有几十个残疾人的组织。但是我们也考虑了，群众团体就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群众性的协会、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大家自己热热闹闹的搞个沙龙可以，但是真正想调动社会资源，为残疾人做点事情很难。因为中国的官本位是有历史渊源的，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官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官的色彩，没有官的手段，要想真正干点事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考察国际上其他国家，除了残疾人组织，群众组织，还有什么组织，我们就发现，发达国家都有一种组织，叫做事业团体，介于官与民之间，它不是政府的组成部门，但又不是群众自发的群众组织，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具体的我们分析了当时日本的国际协力集团，我们叫做"杰踏"，我们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跟他们合作的，包括康复中心的文件也是"杰踏"的原件。"杰踏"第一不是内阁的，但是政府赋予他一定的权限，代政府行使一定的责任，主要是对日本之外的一些国家提供资助。外援的大盘子，国际协力集团没有权力制定，要由外交部和财政部根据外交政策的需要，根据财政部能够提供的财力制定外援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制定下来以后，不能由外交部和财政部执行。日本的政府分工很严谨的，制定规则的人不能执行规则，所以他只能是制定外援计划，执行外援计划交给国际协力集团。他是和各国的政府打交道，日本对我们的援助是通过日本的杰踏和我们的经贸部来联系、研究的，所以中国残联接受日本的援助，他们都是推动咱们的经贸部，由中国残联确定，确定之后由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签字。我和日本使馆的大使签过很多，我出面签字的时候，也是代表中国政府。杰踏既不是内阁组织，又不是纯粹的民间团体，是受政府的委托，行使一部分政府的职权，在日本叫做事业团体。在中国当时没有事业团体，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有工青妇文联，对外友好协会等等。这八大团体是政协发起的，49年第一次政协会议里通过的共同纲领，这八个团体被共同纲领里授予了法律合法地位。后来我们搬出了保障法，保障法是全国人大确定的法律，法律已经通过了中国残联的合法地位，就没有必要再按照行政部门登记。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来，我们成立人民团体不行吗？这样法律地位高。

    我们考虑两条，第一条是不可能，因为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共同纲领通过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现在再增加进去一个人民团体，没有先例，所以这个不可能。第二是没必要，大家看那八个人民团体，特别是我们分析工青妇，它的主要职能是代表性，作为一个人群的群体政治权利的代表。工会是作为职工的代表，妇联是妇女的代表，共青团是作为青年的代表。特别是共青团，带有政党的性质，并不完全是一个群团、社团。所以它的主要职能是代表，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维护他所代表的这部分群体的政治权益。我们残联要有代表性，代表六千万残疾人的利益，但是不能仅仅是代表，我们更主要的是要服务。要服务必须得有手段，得切实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教育、就业等等方面的服务，这样就不能作为人民团体了。因为人民团体都是归口党口，统战部来管的，工青妇由省里、市里哪位副书记来分管的，而我们必须归到政府口。因为政府是管着各个部的，教育部、卫生部、民政部、财政部、城建部等等，我们要给残疾人服务，必须和这些具体的业务部门打交道，不进入到政府的序列里面去，跟这些部门没有办法联合发文，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不能归到党口，必须坚持在政府口。所以我们最后在政府里设的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由政府来领导残联。

    当然，有一些地市做得更强，就是两个口都归，既归党口，又归政府口。有的同志也问我，好像地方就想把我们跟工青妇团一样，我说行不行？我说两个口都能争取到更好。如果只能归一个口，坚决只能归政府口，不能归到党口，归到党口就没有办法做具体的服务性工作。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就叫做新型的社会团体，是一种半官半民性质的事业团体。当时半官半民没有提出来的，事业团体在国外和国内就没有这样的性质，就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后来说社会团体，我们就说事业团体，就这样确定下来这个组织的形式。当然这个半官半民后来一次讲话里给改了，叫做亦官亦民的团体，这个好，所以现在我们叫做亦官亦民的团体。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定位纯粹是民，我们的事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我们不可能做这么多的事情，这是明摆着的，哪个团体像我们轰轰烈烈地干这么多实事。如果定的官，两次机构必减无疑，现在我们通过了两次机构改革，不但没减，反而加强了。所以我们的升格、单列，编制明减暗增也好，扩充到事业单位去了，这个事业实际上是社会的发展，只有需要，才能够得到发展。

    所以实践证明，我们这个性质是正确的。虽然有一些人当时不习惯，但今天我们再看看，好多机构都在走这条路，现在出了新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起桥梁纽带作用。我就举一个例子，政府机构改革，削减政府部门，纺织工业部被削减掉了。但是事总得有人干，成立了一个纺织总会，说它是政府？不是，已经撤销了。说它是民间团体？不，它包括了加入WTO、世贸组织等等都有参与，对纺织这个行业代政府进行管理，实际上就是行业协会的性质。我们现在残联要做的很多事情要用民间团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不能做的，收取保障金，制定抽样调查的规则，发放残疾人证，残疾人用品用具的质量检测等等，这都是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利，现在都下放给我们了，我们都在做。甚至有一些市县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保障法执法检查的权利，北京好像也拿到了，这决不是一个群团能够有的权利。大家提出我们这个保障法，你们当初制定的时候疏漏了一条，别的最后一条都是本法的执法单位，你们就没明确写上执法单位就是中国残联。现在你们权利大多了，不是没有想到，是根本通不过。我们提了，在人大常委会，执法部门只能是政府部门，不可能是群团，群团执法就乱套了，每个群团都为自己代表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去执法了。我们为什么要从民政部分出来？不是我们要搞独立，而是因为民政部是全体公民的代表，不能仅代表六千万残疾人，而我们残联是六千万残疾人的权利的代表。现在我们成立协调委员会，调动政府各个部门，可以集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来为残疾人服务。残疾人的性质就是这样定下来的，我把来龙去脉、历史的演变给大家讲一讲。那么是不是将来就不变了？不一定，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因为我参与了这个，就墨守成规，没有百年不变的事情。原来是除了政府之外，有非政府组织。现在有大量的NGO，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我们现在对医院的划分，有的是走市场，有的是非盈利的公益性组织。现在在发达国家，这种NGO的组织发展非常快，我们现在还要政府的财力来支持，每年的财政给我们拨款。非盈利性的公益组织基本上不用纳税人的钱，而是用社会的资源，但是他又是做公益事业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建立和谐社会恐怕少不了这种组织，我们这种组织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跟上社会发展的趋势。

    第二，要成立联合会。为什么要联合会？当时我们在成立残联会的时候考察国际，国际上有两类，一类叫做OF类的，叫做残疾人的组织，这大多数由残疾人自己组织的，有盲人的组织，肢残人的组织，他们一般排斥健全人进来。像加拿大摇着轮椅环球一周的那个人汉森，他提出残疾人的独立，排斥外来人，他当时是92年，叫独立92年，在全国发起，但现在销声匿迹，反倒回归家庭。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优秀传统，国外非常羡慕我们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品质，现在国际上的口号是回归家庭，不强调脱离社会。另外一种是FOR，就是为残疾人服务，这一类组织大部分并不是由残疾人组成，而是由志愿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组成，有教师、律师、企业家等等组成，他们为残疾人提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慈善服务。他当然不只是为残疾人。我们感到，这样的组织都有它的缺点，OF排斥健全人，FOR有为残疾人服务的热心、愿望，但是不了解残疾人，我们能不能把OF和FOR结合起来，组织一个残疾人与残疾人工作者联合的统一体，当时叫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它的寓意就是这样。这些年来朴方同志特别强调，要培养残疾干部。看来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残疾人也觉悟了，素质也逐步提高了，将来是不是你们残疾人来干事，把我们这些人就踢出去了。因为咱们组织的性质就是残疾人和为残疾人服务的人员。至少二分之一要健全，现在的残疾人提拔不上来，首先是残疾人自身的素质亟待提高，其次社会有偏见，不能够接纳，所以在这方面要下工夫、下力气，从基层开始培养残疾人工作者，因为作为残疾人的组织，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在这里工作，甚至有一定的领导。妇联不能都是大老爷们去工作，共青团也不能老头子去组织工作。但是也不必担心将来会排斥健全人，这个组织从成立那天起就确立是残疾人和为残疾人工作者的联合体。同时它也是各个专门协会的联合体。我们现在成立了五个专门协会，将来会不会继续扩大，有这种可能。将来越来越发展，可能会分得越来越细。各类协会有它的特性，不是一个统一组织所能做到的，盲人有盲人的特殊要求，聋人有聋人特殊要求，这是其他人很难体会到的。我经历了一件事情，江西一个盲人给我讲了一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像盲人的家里面，电门的开关只能用按纽式的，不能用拉绳，我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他说拉了一下不知道等是开了还是关了，按纽我就知道，按下来是关上了，按上去是开了。我看不见，常常一个人的时候要出门，我得摸摸电门是不是关上了。咱们想得到吗？一个电门对盲人来说有这么多的门道。现在有电铃，聋人怎么听？闹钟怎么能够在早上叫醒他啊？电铃变闪光的了，来人了，一闪就知道来人了；闹钟变振动的了，晚上放在枕头底下，到点就振动，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特殊的事情，只有某一类残疾人有特殊的体会，才会要求提供特殊的服务。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类残疾人不同的需求，不能大锅烩，要重视特性。我们这些年来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进步我个人感到就是由一味地强调共性，到开始重视个性。这是我们社会化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里代表服务管理三个功能于一体的单位。刚才说人民团体是有代表的功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投入越来越多，工青妇现在也不光是代表了。大家回忆八十年代以前，工青妇就是代表，现在他们也搞送温暖，也搞企业，办一些实体等等，这是后来的发展了。我们中国残联代表、服务、管理，也就是说，残疾人自身的代表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服务团体，要为残疾人提供服务、谋福利；第三是受政府的委托，管理这项事业，是事业管理机构。所以我们是集这三种功能于一体的，集残疾人自身的代表组织、社会福利的团体、事业管理机构这么三重功能于一体。对这三种功能，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管理，因为受政府的委托，而且像我们这些人，刚一开始投身残疾人工作，大部分是政府部门过来的，习惯于管理，一弄就是行政的手段去管理，使得这项事业发展很快，有它很大的优势，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病。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个人逐步认识到这三种职能里面最根本的是代表性，其他的两项职能别人都可以取代。你说服务的功能，残联为残疾人提供服务，这个确实，但是不可能残疾人的需求都由残联来提供，更主要的还有政府，还有社会，大量的要依靠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培育市场，根据残疾人的需求去培育市场，形成了市场，供需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残疾人各方面的利益都会得到保护。我们的服务是拾遗补缺，示范性的服务，当没有人做的时候，我们去做。开始，教育部不做，卫生部也不做，我残联去做。我们成立聋儿语训站、聋儿语训点，现在形成市场了，特别是助听器、耳蜗能赚钱了，民政部也罢、教育也罢、卫生部也罢，我们就起着示范作用，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理念，人人都知道配助听器，盒式的到耳背式的，现在我们有了人工耳蜗。所以我们是拾遗补缺，第二是示范作用，别人不了解的时候，我带领大家了解。

    服务并不是残联唯一的或者非残联不可的，管理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是政府委托给我们的，政府委托给我们多大的范围，我们就行使多大的范围，管理的职能主要是在政府。我们的职责，别人不可替代的，也是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担负起来的是代表性。残联是六千万残疾人权益的代表，政府部门代替不了，政府部门是全体社会公民的代表，不能说哪个政府部门就代表六千万残疾人，就代表妇女去，就代表儿童去，政府部门是代表全体公民的。为什么机构改革中，残联不会被精简掉？残联精简掉了，六千万残疾人谁来代表？他是六千万群体的代表。所以现在我们就在代表性上下工夫，朴方这些年来多次强调，怎么加强代表性？刚才说了，培养残疾人干部，一定比例的残疾人进入领导岗位，加强专门协会，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这些都是加强代表性的表现，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根基。

    最后我提一下，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福利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讲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去年，联合国授予了朴方同志联合国人权奖，这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亚洲地区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这是非常高的荣誉，为我们国家争了光。美国一方面发表人权白皮书，攻击我国的人权状况。另一方面，联合国颁发给我们人权奖。所以应当说，我们这些年来做残疾人工作，不仅得到了国内的认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的赞誉。联合国几次给我们颁奖，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是我们国家的荣誉，也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关于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争议。人道主义的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特别是文革以前，我们是把它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理论界是作为禁区的。尽管毛主席在战争年代说过发扬人道主义，但是要加上"革命"。尽管我们残疾人保障法里极力争取写进了人道主义，但是还要加一个限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江总书记在《自强之歌》的序言里，没有限制了，就是人道主义；锦涛同志直接写要弘扬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细微的变化，不仅是理论的突破，而是社会文明进步，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讲一点小的插曲，朴方同志84年3月做了那个讲话，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登了以后，没过两天，中央党校的孙长江请我来，说朴方讲的这句话，什么情况下怎么讲的，他说党的高层有人不同意，反对人道主义的提法。我说高到什么程度？他说是党内的理论权威，提出不妥，人道主义只能做道德范畴，不能作为一面旗帜。我说我回去转告朴方同志，第二天我就告诉朴方了，说孙老师找我去了，说了这样的情况。朴方同志当时沉默了一下，说：我不跟他们争论，我做残疾人工作，如果没有人道主义我怎么干？我要做这个工作，我就必须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理论上我不跟他们争，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久而久之，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后来我们身体力行地实行人道主义。去年朴方同志说，我是人道主义者，我实践人道主义。今天这个问题是否完全解决了？以人为本，党中央提出来了，构建和谐社会也提出来了，我想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会越来越清楚的。

    最后讲第三个问题，加强基层残联组织建设，提高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为什么要讲这个？第一，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基层做残疾人工作的。第二是因为近些年来，这个工作越来越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刚才我讲了，残联成立的时候备受限制，我们有一个先天不足，如果不及时补救很难往下发展。我们这个组织，是自上而下，依靠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回想一下，你们所在的残联，是不是政府发文，政府同意才成立起来，给办公经费，找办公地点，完全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好处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了官的作用，几年的时间，从上到下。就建起来了。在国际上，一介绍我们的情况，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别说他们不相信，工青妇也说，我们妇联四、五十年了才建到县一级，你们才十多年的时间，从中央到乡镇都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的长处、优势。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群众性基础极为薄弱。相当长时间以来，许多残疾人说起来都说你们残联，而不是我们残联，不把残联看成是自己的组织，把残联视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看成是官僚的。我要打官司，有了冤屈了才找你申冤，而不是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组织。所以朴方同志痛心疾首地说，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残联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了，这是好事。各级残联升格了，是好事，说明我们在政府和社会上都有了地位，各级残联的经费都逐年增加，这都是好事，但是警惕啊，我们不要成为政府部门，不要成为官衙门。如果我们成了官衙门，就失去了我们建立起来的血肉关系，他非常忧心。

    我们必须加强基层工作，弥补先天的不足。要加强基层工作，加强群众性的工作，和广大残疾人建立起来血肉联系，让他们把残联当成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家。为了补救这个先天的不足，近些年来，朴方每会必讲，年年都强调这个问题，各省市的残联也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工作的重点原来是三项康复，后来是就业等等，业务工作今天就不说了。社会保障金、按比例就业等等，这几年我们提出的工作就是以"双基"为重点，就是基层工作和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这"双基"是残联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什么把基层残联的工作列位重要工作，有这种危机感，培养残疾人的干部也好，加强专门协会的问题也好，表彰残疾人也好，中残联为此最近特地成立了一个基层工作处，专门抓基层工作，会同有关方面给大家提供服务。基层是残疾人生活的所在地，也是为残疾人提供工作的平台。

    朴方特别强调了"三个活跃"，我自己也有体会，我们也到乡镇去过，到国外去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的是印度，说起来印度，好多人总觉得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实际上印度的发展前景，我的看法是不在中国之下。我去印度以后有两大感受：第一是印度比我们国家重视教育。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高于我们，而且附带着他还有一个优势，英语在他们国内非常普遍，使他在开放国际合作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我们国家的英语最近几年才热起来。第二，印度高端的科技很发达。比如说软件，销售比例是第一，我们跟他们差距还远。而且印度人非常有慈善的爱心，这可能是宗教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那里贫民窟很多，贫富差距非常大，有的老板一只手戴六个戒指，有的贫穷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但是我也认识一个印度人，他留学以后，把夫人留在英国，带着孩子，他自己回到农村做残疾人工作，是个博士，穿的非常朴素，穿着塑料的破凉鞋，整天和残疾人打成一片。所在的村，他培养出一个女孩子，现在在残疾人当中成了小领袖，因为政府征地的问题和残疾人发生矛盾，她带领这30多个残疾人去政府门口静坐示威去，最后打赢了。他说我们重视开展草根运动，一定让残疾人自身成长起来，一定让基层乡亲邻里之间开展活动，大家既是自助也是互助，这样发展起来的才是有生命力。我有老的一天，我可能有一天在农村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我也要回到大城市中去，我要留下这个草根运动。后来我跟朴方同志说，他说我们确实是缺乏这种草根运动，我们都是自上而下的。这种工作要发展下去，在座的你们是大有可为的，你们贡献的空间和余地是非常大的。北京我跑过很多地方，市残联也给我介绍过很多情况，我觉得北京市这几年来对基层工作非常重视，虽然还是依靠官方的力量做，但是发挥的作用很大。
2003年的时候，北京市委组织部编办和残联共同发了一个2003年1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残联组织建设的意见》。现在看来，这个1号文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要求在社区、乡镇都要建立起来残疾人组织，有的叫残疾人协会，而且解决人员编制的问题、经费问题、活动场所的问题。他把这项工作列入到街道、乡镇、政府的职责里面去，考核街道、乡镇、政府的职责就看残疾人组织建立起来了没有，而且要配备正科级的理事长，和其他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平起平坐的。要在城市抓社区，在农村抓乡镇。不光有了这个1号文，他们通过很多活动，出台组织规则、进行评比、搞示范、搞达标活动，甚至示范窗口评选等等。现在在城市里面，社区，他们利用社区的公益岗位配备街道残联岗位，这样编制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们几个部门又发了《关于加强社区残疾人工作的意见》，成立社区残疾人协会，而且要求一名副主席必须是残疾人，在社区里开展康复、教育、就业、培训、无障碍、组织志愿者、维权、扶贫、文艺活动等多方面的工作。在社区里抓住了民政和社区建设的过程，整合资源，民政用福利彩票搞星光计划，建社区活动中心，北京市残联也用保障金出一部分钱，搭配进去。在社区活动中必须要有为残疾人服务，要有康复器材、安排盲人按摩、有无障碍，要有盲人的服务，要创造残疾人的就业岗位等等，和民政联手整合社区的资源，把残疾人工作在社区工作中纳入进去。

    特别是2003年朴方到了北京市的一个社区看了以后，给他们题了四个字，叫"温馨家园"。北京市抓住这个契机，在全市开展创建温馨家园的活动，现在评比了两批，100多个都挂牌命名了。温馨家园的要求就比较严了，比如说社区里要有残疾人协会，残疾人委员要在协会中占到一半以上，要有残疾人活动室，要有康复站，每个残疾人都要有基础的档案，而且要落实社保。凡是应当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都要落实，安排就业，环境是无障碍的等等，给120多个社区做了命名。北京市大概是四千多个社区，现在有两千多个社区都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残协。特别是他们社区里的残协都采取直选的办法，不计名投票，这个是为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做了工作。十六大以来一直在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又加了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怎么搞，中央采取积极的态度谨慎推进。残联作为一个群团，在社区里推行直选，可以把残联和残疾人的关系拉近，有利于建立血肉联系。而且他们要求社区里要有残疾人当残协的干部，等于又创造了四千多个残疾人的岗位。他们现在进一步在农村开展"六好乡镇"、"五好村"的工作，定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开展达标活动，不仅乡镇一级，而且村一级都开展起来了。在村里面，他们也开始实行直选，现在他们选出来的残疾人干部已经有八千七百多人，社区里面拿工资的、带补贴的就创造了四千多个就业岗位，既有了残疾人的专职部门，又为残疾人的就业创造了条件。他们采取的办法，用社区公益岗位的津贴来解决问题，同时市残联又收取就业保障金补贴一部分。一个。一个乡镇补贴一万，一年也要支付220多万，但是创造的社会效益是相当好的。这样的话，基层残联组织也好、残疾人也好，建立起来了，残疾人能够团结在这个组织周围了，我们就有了准，好做工作，就直接能够贯彻下去，而且为残疾人切实提供了服务。我看他们介绍的材料，朝阳区有一个重残的孩子，叫丁可佳，上不了学。社区的残协成立以后，他们就组织教师的义务工作者到他家里去，叫做送教上门，使得这个孩子在家里就接受了义务教育。过去我们考察接受义务教育是把重残儿都排除在外的，我们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种条件，但是我们通过志愿者，大家献爱心，十个八个教师，你承担一天，我承担一天，你承担一门课，我承担一门课，就把这个孩子一生的道路给提供基础了。还有一个孩子，脑瘫，送到北京一个医院治疗，效果不大，就回去了。他们在村里开展残疾人活动，建立了康复站，请中医上门给他针灸，现在这个孩子有了很大的改善，家长非常高兴，说以前在北京大医院治不好的病，现在在家门口就治好了。所以我们今后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基层的基础夯实，把为残疾人的服务真正做得实实在在、扎扎实实，这样我们的组织就会更加有生命力，我们这么做也是落实党中央科学发展观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以人为本也好，这些方面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志，做基层工作确实很辛苦。残疾人事业是绿色的事业、高尚的事业、人道的事业，离不开基层广大残疾人工作者，离不开基层残联理事长们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再一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