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郑导演，我很欣赏你导演的《邻居》，很有生活气息。对《死神与少女》，你有什么看法?

　　郑洞天：这部影片的题材本身很有意义。它的认识价值在于，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生命过程的复杂和严峻。影片中的少女，由于残疾而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这既有她自身软弱的原因，也跟我们社会环境中某些东西的缺乏与某些习俗的存在有关。要重新唤起生的欲望和青春的活力，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而勇于写出这种艰难，本身就是创作者的坚定的人生信念的一种表现。表现出这种艰难，不仅能够引起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而且还将触动更大层面的观众去思考生活的严肃性。影片没有简单化的模式，表现出了内心深处对人生的切实体验。也没有过分哲理化，愈是说教性的哲理，观众愈不容易接受。

　　影片的最大特点是风格上的统一。那种沉郁而近乎冷峻的基调，是忠于它所描写的特定生活的，而且使它富于教益。风格是统一的，格调是清雅的，也是比较蕴含哲理的。打个比喻，不是浓香的花茶，是"龙井"。需从淡雅中品出其味，方能入心。导演对作品要达到的目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既不超越，也不降低，在目前反映残疾人生活的作品中，此片当属上乘。

　　邓朴方：史铁生拿来这个本子时，我就非常感兴趣。是残疾人写的，写的也是残疾人，体会就更深刻一些。

　　生死问题，不仅是残疾人普遍遇到的问题，也是文艺作品中经常探讨的主题，只不过残疾人对这个问题更敏感罢了。特别是对那些在人生中途致残的人来说，生活突然发生了转折，缺乏思想准备，心理上接受不了严酷的现实，生死问题就更为严峻。探讨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人生观。正像影片中所表现的：过去把天上熄颗星看作是地上死个人；现在反其意而用之，地上死个人，天上多颗星，这中间对生死意义的认识就有根本的不同。我们还是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生死问题，纵然是死，也要为人间增添一线光明，像田庚老人那样。当然，如何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史铁生最初想从纯哲理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恐怕空泛抽象了一些；还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更容易理解。

　　我们支持拍这部片子，还有个考虑，就是希望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做些事情。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也是残疾人事业的旗帜。人与人之间应当有爱心，爱心又有不同的层次。理解、尊重、关心、帮助，可以说就是爱心的具体表现。影片中的少女能够最终克服轻生念头，以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考验，与她周围的人(如老人田庚、她的男友、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对她的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人对待生死的态度，有时不完全是个人思想情感坚强或脆弱的问题，与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和谐、友爱、文明的社会环境。

　　郑洞天：是的。这部影片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应当说高于同类题材的其它作品。真正的人道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是廉价的救济品。它并不反映为赐予者与接受者的供求关系，而应理解为所有的社会人共同追求的一种人际关系理想。是不是可以说，人道主义是高尚人格的对应物。每个人的自尊、自爱和自我价值跟他对别人的关心、尊重、爱护应该是水乳交融的关系。田庚用生命的最后余
热重新点燃了少女北方的青春之火，他自己又何尝没有获得呢?--他也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谱写了自己人生历程最后的光彩段落。而少女北方从这段经历中得到的，不仅是想活下去了，还有她自身人格原有的美好素质的焕发。我们越感到她的这个变化得来不易，就越相信她今后能直面更大更多的挫折。导演在影片结尾把她处理为又失去了另一条腿，就是基于这种信念，它比起那些人为的"亮点"，可以使我们想得更多。

　　邓朴方：林洪桐和史铁生是下了功夫的。刘琼演得很好，扮演少女的演员也演得很朴实、平和。我就怕矫揉造作，比较喜欢这种风格，不是乱哄哄，不是拿腔作调。当然，影片也还有不足之处，对生死问题的探讨还可以更深入，还有不透的地方。整部影片停留在一个单层次上，除了让少女活下来，是否还可以有更广泛、更深厚的社会内容?

　　郑洞天：你说得很对。内容是单薄了些。整部影片中，，哲理性的东西较多，发自内心的东西少了一些。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就是社会性的表现。导演虽然增添了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但这个问题不
是靠加人、加场面能解决的。

　　整部影片没有简单化，个别地方还是简单了一些。例如：北方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不只是一个被感动了的问题，而是从田庚的身上看到了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并非人间苦难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而是还有许多人生真谛自己尚未体验。人活得有意义，不在于已经做了什么，而在于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需要去经历，去体验。

　　邓朴方：是的。总要给人以希望。有希望，有奔头，才有追求，有意义。人生就是如此。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而美好东西的存在，必然伴随着痛苦、失败和挫折。在生死之间显示出来的美好感情，更值得珍惜。病残是痛苦的，如果于痛苦中能看到新的希望，有所追求，痛苦并不必然发展为轻生。

　　我还是很喜欢这部片子的，格调是高的，能启发人思考一些问题。我相信，许多残疾朋友们也会喜欢这部片子的。

这是邓朴方同志就影片《死神与少女》同电影导演郑洞天的谈话，载于一九八七年第八期《三月风》。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晚，著名电影导演郑洞天，前往医院看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邓朴方。两人就残疾人作家史铁生与青影厂导演林洪桐合作改编、摄制的电影《死神与少女》交换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