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总的印象是，这几年，北京市的残疾人工作确确实实有了很大进展，做了很多工作，已经不是四五年前的样子了。那时主要任务是宣传，宣传残疾人问题，引起社会重视，把社会动员起来。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规划扎扎实实地为残疾人办实事，让残疾人逐步得到实惠。当然对残疾人工作来说，这也仅仅是开始，也还是打
础。这个基础是不是很巩固了，还很难说。残联的组建工作还没有完成，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个印象是北京市的工作，无论是社区服务，还是残疾人工作，都很活跃。像社区服务网，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点搞的。一个街道建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起核心、中枢作用，既解决老年人问题，优抚对象问题，又解决残疾人问题。
天桥街道成立邻里互助协会，对老弱病残开展了群众性互助，充分挖掘群众中的潜能，利用了群众中闲散的人力资源，调动了人的积极性。邻里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古话叫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有这样的传统文化，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加上人民政府的组织工作，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的服务形式。街道办的残疾儿童康复站、学前班、工疗站、福利厂和特教学校，办得很好，城乡基层的残疾人工作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取得一定成效。北京市的工作实实在在，生动活泼，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二
我想就几个问题和大家扯一扯。
第一个问题，这几年民政工作、残疾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我感觉路子是对的。比如民政部领导提的社会保障问题，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问题，由救济型转向福利型问题，"养治教"三结合的概念，"民政经济"的概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概念，稳定机制问题等等。这几年又提出社区服务问题。社区服务一炮就把基层社会保障工作打响了。社区工作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潮流，叫得比较响。进行了这样一系列的开拓之后，面貌大不一样了。
残疾人工作这几年也陆陆续续提出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残疾人平等参与问题，弘扬人道主义问题，残疾人工作和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所起作用问题。残疾人工作实际上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我们还是要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要共同富裕，解决残疾人这个特殊困难群体的问题。还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问题。
残疾人工作要走"劳动福利型"的道路，而不是西方国家的"福利型"道路。我们在北京的工作中看到了"劳动福利型"的优越性。这就对了。像西方那样完全靠政府出资不行。西方有些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他们把残疾人养起来，与社会隔离了。我觉得我们的"劳动福利型"对了。很多残疾人，包括我本人，都是要求干活、干工作的。他们并不是单纯要求福利，而是要贡献。刘京生用嘴叼着笔写的"渴求理解，志在奉献"，就表达了很多残疾人的愿望。我们为什么要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退一步说，就是可以拿出那么多钱来，把人养起来而不注重发挥他的创造
性，也不是最体现人道主义的做法，还是要给大家贡献的机会，这就是国际上提倡的"平等参与"。这一点我们做得比较好，我们要发扬这个优势。
这几年我们还提出"以企业养事业"，"以企业促事业"，或"以实业促事业"等等，说法不一，意思是一样的。残疾人工作光就事业搞事业不行。搞事业要经费，国家财政拿些，市财政拿些，还要从福利厂找点，从乡镇其它工厂、街道工厂找点，北京市民政这么多福利厂，一年产值十二个亿，利税二亿五千万元，利税大部分用于福利企业内部，还有一部分拿出来，布些"点"，很多事都办了。还是得靠这条，这一条实实在在，几十年这么过来了，不能放弃。如果没有这块，单向财政要钱，谁也拿不起，多伟大的财政部长也掏不出这些钱。
我们还提出要搞基层社会保障网络。这几年，民政提出社区服务，卫生部和残联提出社区康复，社区工作日渐突出。我们以前也一直在讲这个事，我们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在社区上。中国一直有比较稳定的社区结构，一直没有受到破坏，中国人对社区认同感比西方要强。中国二千多年前就有乡里制度，汉代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后来曾国藩、国民党搞了保甲制度，一直到今天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的社区结构基本上都维持着，这是团粒结构。西方的社会结构跟我们不同，它的社区形态很松散，是沙状结构。中国人不一样，我记得上学那阵，流氓打架，还问是哪溜、哪片的呢。这种东西，如果对其积极部分加以引导，也就是在社会团粒结构内赋予传统的东西以新的内容，对推动社区工作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看来，我国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开展。基层社会保障网络在中国是很有潜力的。许多西方国家多方寻求而难以达到的社区模式，很可能在中国实现。
残联成立以后，提出"打好基础，讲究实效"的工作方针，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受到群众欢迎，大家积极性高，都觉得能干出名堂来。这和我们国家这几年的大环境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了，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改革的路子走对了。民政工作、残疾人工作改革是成功的，有效的。这点我感受很强烈，也很高兴。不断总结经验，继续干下去，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稳定问题。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没有理顺。实际上社会稳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不是光民政一家能做的，也不是几个部委可以做下来的。这里包含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生活稳定。政治上不要"翻烧饼"，经济上不要大起大落。生活上要说得过去。当前还是要建立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稳定机制，对最困难的群众要保底，形成社会安全网。现在我们重视社会发展，但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还没有搞出来。我们已感到这个问题应当提出来了。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不重视稳定机制，就会出漏子。前几年我们就嚷嚷了这事，是预感到稳定机制上有点问题，毛病到底出在哪了，不是很清楚。从今年的政治风波看，当然主要是一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问题出在党内。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对建立社会稳定机制注意不够。现在中央强调第一位的问题是稳定问题，只要我们社会稳定，中国就有希望。前几天李鹏同志在谈到解决待业率增高问题时，讲到"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有一点了，残疾职工过去没保险的那块开始保起来了，民政干了一块，保险公司干了一块，不管谁干，这块总得干。稳定机制到底是什么?要通过实践，通过研究，理出路数来，这个问题是非重视不可了。这方面我们也有责任，至于怎么搞，现在我还不能完全说清楚，慢慢实践吧。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社会保障问题、稳定机制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街道、居委会的主要职能是社会职能，区政府很大一部分也是社会管理职能，市这一级不能说是以社会管理职能为主。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应该有一个综合的概念，综合的提法，综合的方针，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把我们工作的着眼点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三个问题，建设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新文化问题。不论怎么搞，也不能抛弃在几十年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这是牺牲了上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宝贵财富。我们不能因"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东西推向极端就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丢了，否定党的优良传统是行不通的。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抛弃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而应批判地继承。像歧视妇女这样的糟粕，我们要去掉。但许多精华，还是要肯定，要发扬。同时不能排斥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能闭关自守，要开放，吸收好
的东西。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党的优良传统、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西方优秀文化遗产三种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社区服务体现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而它是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共产党的性质决定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献身精神、雷锋精神，再加上从西方引进的人道主义和社区观念，就形成了我们新的社区文化。社区、社区服务、社区康复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我们从西方吸收了一些好东西。还有人道主义，中国虽然讲仁爱，友邻互助，但人道主义概念是从西方进来的。我们注意到，在社区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把这三者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了，今后要继续坚持这样做。要坚定不移地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群众的实践，将这三种文化熔铸在一起，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也会不断变化，不断进步，不断完善。
我们特别强调一个社会要有自己的精神力量、精神支柱。什么是我们的精神支住?一个是我们的思想理论。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有段时间很多人不认这个账，现在慢慢认了。让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认这个账也不那么容易，但不容易不等于不做工作。再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振兴中华。这个口号要喊响。中国人受外国人欺侮太多了。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屈辱的事情一宗又一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到甲午战争就动了中国的老本了。接着又是军阀混战，中国人打中国人，哪个军阀不买外国人的武器呀，钱都流到国外去了。最后那点钱落到国民党手里，全裹到台湾去了。读一读中国近代史，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赤裸裸地在中国寻求"本国的利益"，哪里有什么平等可言。"治外法权"有什么平等呢，开口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中国人的利益在哪儿呢?帝国主义对我们真是欺侮到家了。我们是要合作，但是双方互利，也可以说他在利用我，我也在利用他。说他们无条件地希望中国强大，那是无稽之谈，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认为中国越强大对他们越不利，这点我们要清醒。当然，也有许多外国朋友是真诚希望中国强大的，认为中国的稳定对世界是有好处的，是支持我们的。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只要是炎黄子孙，就要讲振兴中华。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历经无数的挫折，中国人民已经把振兴中华和社会主义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此为精神支柱顽强奋斗，中国才有出路。我们的社会，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生机勃勃的社会。我看基层工作还是生机勃勃的，还是讲奉献精神的。我们应该宣
传这些东西，提倡道德的、精神的力量，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不能到处都看重钱，钱本位的社会思维是具有破坏性的，在西方，它也不是支撑社会的基础。我希望中国永远不要走到这一步。
三
我对北京市的残疾人工作提几点希望。
第一点，在基层社区服务体系和残疾人工作中，要更多地与卫生部门合作。宣武区有一个工疗站，椿树医院精神病科的医生经常下来指导，这很好。在基层有基础的只有两家，一是民政，下面有民政助理员，负责一大摊儿。再一个是卫生，有三级卫生医疗网。有些地方把过去几十年建起的三级卫生医疗网扔了，不但我们认为可惜，很多外国人也觉得可惜。好几个外国人对我讲："我不是来看你们的洋医院的，我来看你们的赤脚医生，怎么没见到你们的赤脚医生呀?"其实这是最先进的，外国人搞了几十年都没搞出来，我们搞出来却扔了。我对陈敏章部长讲了，什么时候咱们合起来搞呀。社区工作，民政、卫生两大摊，裹在一起搞，上下合作，到基层就更熔为一炉了。重要的是怎么与街道、居委会结合在一起。我希望将来卫生和民政工作结合在一块，建了骨干设施后，要和基层接上，仅一个医院是很难搞什么的。希望市领导协调这两条线，把卫生、民政工作裹着做，把各个口子网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把条条理顺，基层工作很多事搭在一块做还是比较容易的，会有大成效。
第二点，关于残联的半官半民性质。市残联的半官半民性质基本形成，他们接受政府的领导，穿针引线，把政府各个部门协调起来。共同有计划地为残疾人做些事情。在下面也搞了些"点"，动员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海淀区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残联"半官"的问题，从市一级看解决得可以，已经发挥作用了，有生命力了。残疾人事业没有政府领导是不可能办好的。但是光靠政府办，光靠财政办，负担也太重。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把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能光从政府兜里拿，也不能光从福利企业拿，福利企业本来就很穷，适当拿些可以，全靠它也不行。所以还得找点财源，除了拿事业费外，还可以募捐一部分。残联办经济实体问题，我的态度很积极，该办的就办，五年工作纲要中也有。我们正在搞的《残疾人劳动就业暂行条例》里也有这方面内容。总之，我们的方针是
依靠政府，动员社会，半官半民，既是代表机构，又是服务机构，又有管理功能。就这样搞下去，我相信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就是将来也不要政府化，不要成为官方的。我们也不能脱离政府，脱离政府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残联不是官，而是半官半民。我们还是事业团体，办的是事业。对上面是出主意，对下面是推动工作。发挥社会的活力是我们国家比较欠缺的一块，但残联应当体现得比较充分。以前基金会体现得就比较充分，这一点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但是怎么把社会工作搞活，市残联包括中残联，都要继续探索。只要方向对，我看就有搞头。半官半民，事业团体，北京已经搞出点味儿来了，要照这样走下去。
第三点，关于工疗站问题。我总想多搞点，但现在基本是徘徊状态。我觉得工疗站实在是个好东西，真为群众解决问题。我最早是在辽宁看的，当时就觉得这在中国有潜力。老百姓家里有个大儿大女，精神病或弱智，真是糟心呀。又爱又没办法，一家子怎么也不顺气。工疗站真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关键问题是政策，再就是选好当家人，要选椿树街道工疗站那样的当家人。我到西安时，一天上午出去，看见一个弱智人站在路中央，一大群人围着看，别人向他扔砖头，他也向别人扔砖头，两小时后我回来一看，这人还站在那儿，没人管他，中间汽车穿梭，就他一人站在那儿晃晃荡荡的。有工疗站，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家庭的问题就解决了。在中国还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收养起来。盖福利院，盖精神病院，盖弱智人院，国家拿钱把他们养起来，行不通，还得靠工疗站这种小机构分别消化
，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患者、弱智者在那里通过娱乐、识字、劳动、集体活动，可以缓解病情，提高智力。真正做到了开发。而且只要办起来，就使一部分群众实实在在受益，人们就拥护共产
党。就是工疗站不发钱，甚至要家长掏钱，家长也干。如果我是家长，有这么个孩子，拿二十块钱，拿五十块钱给工疗站我也乐意。比请个保姆便宜多了。我觉得这个形式好，这里有政策问题，《残疾人劳动就业条例》也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还会遇到些困难，但我总有一个愿望，工疗站这个好东西，要千方百计把它扶植起来。
这是邓朴方同志深入北京市城乡基层调查研究结束后在市民政局的谈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