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文苑

江恋（二）
北京盲人 史光柱

　　外婆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她讲的江神水鬼光怪离奇，无毛怪，多眼神------孩子们怕听又总想听。

有这样一个故事。世界最初没有太阳，玉帝身边的奴仆金童和玉女看凡间的生灵靠割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为生，动了恻隐之心，想偷盏宫灯给人间照亮。不料，被护灯神当场拿获。玉帝大怒，将他俩推倒天门斩首。金童玉女临死前没有别的愿望，惟一的要求是死后请玉帝将他俩的头做成灯，挂在天空给人间照亮。玉帝很是感动，免了他俩的死罪，将他俩挑断脚筋，贬到人间赎罪 。于是，便有了长江、黄河。从此，长江、黄河便带着外婆的故事在我的想象中流淌。

　　初次看江，不，确切地说是听江。那是我伤残不久，跟前线下来的几个战友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听说要经过武汉，我兴奋不已。火车驶上长江大桥是两天后的深夜，战友们一个个从梦中醒来，脑袋像牵动的向日葵被扯向了车窗，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躁动的车轮碰撞铁轨的响声。这群和我一样没看过江的旱鸭子把我给忘了，备受冷落的我忍不住提醒道：“别吃独食，还有我呢！”一个战友说：“模模糊糊看不清，只有江的轮廓，一会再给你说。”“轮廓我也要。”我急切要求。另一个战友缩回身给我介绍：“江中有几点小白点，那是远处的灯火折射在水波上的光影，浪估计不大，江边有堤，岸边有两栋房屋，黑着灯，旁边倒有几盏灯亮着，像打瞌睡；再往后，房子多了一些；再往后，房子可能很多，但看不见了。”“还有呢？”“还有------”战友寻找着江景。“对了，江边还有个大吊车，下半截被房影挡住了。”他停止介绍。我催促快讲，他扭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没了，没了。”等了好多年，就等来这点东西，窗外桥栏的铁棒子还是拿来凑数的。我不甘心，再问时，战友说：“没了。”他们看到的江景就这么多。我深感失望，陷入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情感世界。

　　五年后，我有幸来到长江边。身置碧波清荡渔歌婉唱的，我迷恋的童话世界，心是蓝的，人是蓝的，我的思想、情感都是一片碧蓝。沿着江滩漫步，我踏着软软的沙滩，江水温柔地抚摸我的脚背、小腿。我蹲下身，捧起江水，深情地闻着、亲着，分不清顺着指缝淌下的哪是泪水，哪是江水。妻子告诉我，由于大面积水土流失，工厂排污放污，江水十分浑浊。好几分钟，我的心绪跌荡于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快，妻子的话得到证实，跟我下水体会毛主席畅游长江感受的那条洁白的毛巾，回到宾馆再也洗不出原来的模样。

　　1995年4月，我到九江看一位没见过面、身患绝症的、临终前期待见上我一面的残疾人。期间，我也到江边转转。一次，我跟陪同的妻子到江边散步，在一棵裸露根须的老榕树旁，遇到一男一女两个在望江台登高望江的古稀老人。女的姓郭，住在江北；那个鬓发须白的男的是女的哥哥，是从台湾专门回乡探亲的。

　　1947年，郭先生被蒋军抓丁当了兵，1949年去了台湾，18年后退役到高雄开了一家杂货店。这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隔海相望，思念他江边的亲人和摇在他记忆里的船橹、渔歌。当年，就是在这棵榕树下，他打鱼回家时被抓了壮丁。闻讯追到江边的父母和他的前妻硬是看着他被押进了船舱。改革开放后，身边的人陆续回乡探亲，更加剧了他的乡愁，因为他在去台湾前跟解放军作过战，他怕回乡遭清算。一次次斩断鼓胀在血管里的回乡之思。数年后，他抱着试试看的心念给家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回信，打消了笼罩在他心头的顾虑，并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多方查寻下，找到了从鱼村搬到城里去的妹妹和他前妻的一家人。我不知道在他前妻去世前他有没有回大陆见上一面，也没问现在他在台湾跟夫人日子过得怎样。但从他滚动在秋霜般脸上的热泪，我理解了他那老泪纵横、褶皱的往事，理解了江的容纳和宽容。

　　这次，我再次来到江边，参加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三月风》编辑部在世纪开端举办的“长江笔会”。由于乘坐的是游船，途径三峡的每一个景点，船都要停下让游人观景，我得以下船上山，俯视仰望，来来回回，往返在江与山之间，这给我了解江的结构提供了便利。

　　流水、江堤、峭壁连绵起伏。流水是动态，是它的速度，它的发展；峭壁是岸，是保证和维持它方位的警察形象；山上母体，是源泉，是提供和补充能量的摇篮。没有它，山只是制高点，生长藤蔓草木的根据地。仅有它，它也只是江，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交通，灌溉，但一旦和山连在一起，它便是凝聚和力量的象征，是家园，是版图，是最高的结合形式，是冲撞和妥协后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的熔炉。人们赋予它权利和尊严，又在他的安宁中享受和履行着权利、义务。江山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想象得出它的地位、分量。所以我说，读懂江河便读懂中国半壁江山。

　　三峡是长江的神来之笔，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它笔触犀利，精心刷写的痕迹，张飞庙、神女峰、白帝城------一个个故事似“景”字优美。葛州坝是神话吗？兴建的三峡工程是神话吗？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一片片、一座座经济开发区和现代都市文明是神话吗？还有我的浪江，我遥远的、被贫穷和山缠裹的小山村有神化吗？我想起我的外婆，想起她在石碾旁给我讲的为给人间带来光亮，惨遭劫难的金童玉女。我们生活在不相信神话的年代，又在迟疑和惊讶中亲自感受和参与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神话建设。

　　我从长江源头来，从西部山区潺潺流淌的小河沟来。那里积压着太多的荒凉，也蕴藏和储备着丰富的能量，那是江根集居最多的地方，是金童玉女被挑断脚筋愈合伤口的位置。1979不是什么神奇的数字，也不是长江的长度和年龄，可它却与长江内外，大江南北，与我的大山深处息息相关。是他——一个操川音的矮个子老人，在这个数字的背后，看清长江只是过程，中华民族的一段过程；是他——从长江的入海口读懂了中国的未来及现状。

我认识的江建军
安徽盲人  李国忠

　　我认识江建军是在十年前的1992年10月。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现在工作的学校。报到那天的下午，我和几位老教师在办公室里正相互介绍着自己，教室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人走近了，我才听出那脚步声的特别——坚实、有力、步伐均匀而沉稳，与我印象中盲人走路的声音截然不同，即使是普通人也很少有这样走路的。“这人是谁？”我在心里问。

　　脚步经过办公室门前，在隔壁的教室前停下。

　　“报告！”声音洪亮高亢，富有阳刚之气。

　　我对这来人有些好奇了。那声“报告”似乎震撼了我，我不自觉地挺直了本是稍弯的腰背。

　　“是学生吗？”我问旁边的同事。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知道了他还是个武警战士。

　　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脚步和那富有阳刚之气的“报告”声不难理解了。可他是武警又何以来到盲校就读？又是如何失明的？因病、意外或是别的缘故？

　　不久，我从同事和学生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江建军是安徽某武警支队的中队长。在围捕一名持枪劫持人质的逃犯过程中，江建军突然发现逃犯的枪口正对准自己的战友，他扑了上去，想推开战友。可这时，罪恶的枪声响了，头部中枪的江建军倒在血泊中。经过及时抢救，江建军的生命被挽救回来，可双管猎枪射出的铁砂子造成了他双目失明。

　　没有谁能把这个故事描述得非常细致，也没有人能把那场战斗说得惊心动魄。但我能想象出那一定是惊心动魄的，一定是让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那次遭遇使他从一个英姿勃发的武警战士成为与我一样的盲人。尽管他的身上还保留着一个军人的气质，可毕竟没有了炯炯有神的双眸。

　　“你是江建军？”这是我入校一周后第一次与他交谈。

　　“是，江建军是我，如假包换。”随后是爽朗的笑。

　　我也跟着笑起来。他的回答使我感觉他的幽默和乐观。

　　“您是刚分来的李老师吧？”很有礼貌的问。

　　“对，也是如假包换的。”受其影响我也幽了一小默。“不过，我还没你大，‘您’字就不敢当了。”

　　“哈哈哈，不管怎么说，老师还是要叫的。”他的谦虚让我钦佩。

　　寒暄之后，我直入主题，开始问他让我感兴趣的故事。可他却避而不答，只是说没有什么好讲的，听说别人说多少算多少好了。

　　经过我再三要求，他才简略地讲述了他的故事。内容与我听到的大致相同，只是少了为掩护小战士而中弹。他讲的轻描淡写，似乎在说别人的事，毫无我渴望的精彩，可作为听众的我，却从心底升腾出一股对他的敬佩之情。

　　“你后悔吗？”

　　“后悔！为什么？”

　　“有些同学对我说过，假如你不去为战士挡上一枪，那么你将是前程似锦。”

　　“那都是假设。真实的情况是，作为中队长，保护战友是我的责任。说后悔，那不是我的性格，我是军人！”说这番话时，他显得很严肃，说到自己是个军人时，又显出一股自豪。顿了一下他继续说：“作为军人，我无悔。但有很多时候感到不方便和遗憾确是真的。”最后的话袒露他的一些无奈。

　　之后的几个月中， 我常和他接触。坐在一起聊聊天儿，谈谈心。听他说警营里的事，了解关于“橄榄绿”的故事，也更深地了解了江建军，认识了江建军。

　　在以后的接触中，江建军给我印象是：保持着一份乐观、刚毅、幽默、谦虚、豁达，在师生中留下很好的口碑。

　　有不理解江建军者问：“你立过功，同时升职为参谋，又被认定为‘一等伤残’，完全可以朵在家中一生一世无忧，何必跑到这儿来上学？”

　　江建军对这个问题做了这样的回答：“我总不能一手捧着军功章，一手拿着伤残证等着离休，养老吧！”话说得同样质朴而实在。

　　类似的话，他也对我说过：“失明后，我也想回到警营，回到战友们中间。可是客观现实摆在面前，有心而无力。人总不能整日无所事事吧。到这儿读书，学点东西，将来也好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只是作为一个失明的军人，不能回到训练场地，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生活，总觉得 是一种憾事。”

　　“你痛苦吗？”我想知道一个军人刚刚失明时的感受。

　　“那已经过去了。”他的口气很轻松，好象只是被蚊子叮了一口似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活不下去。”他笑着补充了一句。

　　对于他的坚强和乐观，我再一次生出了敬佩之情。

　　在我与江建军的谈话中，聊的更多的是关于文学的话题。我知道他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包括《盲人月刊》。

　　“你怎么会想到走文学这条路呢？”一次，我问他。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完整的兵了。可我想用自己的笔写出武警的风采，写出我对橄榄绿的情意。”他的话真挚、深情。

　　在文学创作的小路上，江建军也遇到过阻力，用他的话说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随心所欲地看书。书是文人的‘情人’，可我和‘情人’之间总需要第三者的插足。”一阵爽朗的笑声过后，他接着说：“这是我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可以说是最大的遗憾。”

　　好在他有一个贤惠甘愿做这样的“第三者”。

　　此后，我常拜读江建军的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一次次真实感受着他的性格、他的向往和他对橄榄绿的一片情意。当然，也有他的无奈和遗憾。但无论如何，你都看不到一丝不满和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消沉。

　　这就是江建军，一个为救战友而后天失明的军人。

人生，需要一种自信力
     甘肃盲人  赵振彰

　　出生在河北省获鹿县的一个乡村。两岁时一场大病夺去了我双眼的视力。从那时起，永不消散的愁云就笼罩了我的整个家庭。由于长辈们担心他们离开人世之后我有没有饭吃。所以我比别的孩子受到了更早的启蒙教育。从小他们就教我背《百家姓》，《三字经》，唱革命歌曲。留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母亲对我的耐心教诲。当她干活时，总要不厌其烦的手把手教我，让我试着干，擀面，包饺子，打竹帘，编鸟笼，摘洗蔬菜，切薯片，还教我写汉字，她在我手上写、握着我的手指画，用胶泥块做成模型让我认。新中国的诞生为我的成长创造了机遇。1954年，11岁的我被送入北京盲校，开始了独立生活。在那里，我除了学习文化课外，还受到特殊的技能训练。老师教我们洗衣服，拆洗被褥，编织毛衣和草篮，修理布鞋等。童年时代的教育使我养成了勤学好问的习惯。我爱读课外书，甚至拿着《实践论》敲开老师的办公室，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弄得老师们不知该怎样向我这个小盲童解释。1960年，我被保送到中国盲人按摩训练班学习按摩。这期间，我每天总要比别人早起一小时，坐在教室或院子里阅读课外医学书籍或抄写资料。五六十代“听从祖国召唤，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学生乃至全民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这句口号也不例外地铭刻在我们那些盲学生的心里。60年代初。刚刚起步的甘肃盲人按摩事业急需教师，那时，我的专业学习已结束，留在北京按摩诊所工作。但我主动向领导提出到甘肃工作。领导说：“你家在北京，第一次出远门，困难很多，父母放心吗?”我说，我有思想准备，会给他们做工作的。“那好，”领导说，“给你半个月时间，准备准备。”我说：“我只要3天，给我定票吧。”我弟兄姊妹4个，父母最疼我。并不是因为我乖巧，只是因为我看不见，时时刻刻牵挂着我。听说我一心要去甘肃，怎放心得下?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淌，她说：“太远了，还是别去了，我亲自去跟领导说。”我尽最大的努力安慰母亲，我说：“是党培养了我，现在祖国需要我，甘肃的盲人需要我，我应该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再说，我也不能总靠你们，应该出去锻炼锻炼。”就这样，我告别了父母，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兰州。

　　初创的按摩班条件很差。有些学员不安心，对按摩治病和将来的就业心存疑虑。有的学员家庭生活困难，衣不遮寒。我和学员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他们解决困难，手把手传授技术。学员生了病，我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他们盖。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材，我就请人读参考资料，自己动手编写教材。那段时间，我凌晨两点以前没上床睡过觉，六点半又准时起床，带领学员们练功。由于我工作认真，教学质量好，被团省委评为五好青年。我教出的40名学员分赴全省各地，成为甘肃盲人按摩的骨干力量，而我却因长期紧张和过度劳累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常常通夜失眠，尽管这样，白天我仍然强忍疲劳坚持工作。这病析磨了我20年，直到现在，我还有腿软的毛病。

　　60年代末，正当我为盲人按摩事业的更大发展跃跃欲试时，工宣队进驻了按训班。他们说按摩治不了病，这帮盲人是国家的包袱，把按训班给撤销了，房子做了他们的家属宿舍。我被“疏散”到酒泉。在一次早请示会上，我气愤地问他们：“河西是前线，为什么把盲人疏散到前线去?”他们气急败坏地说：“前线为什么不能去?”我带着对盲人按摩事业的深深惋惜，又一次登上西行的列车。

　　酒泉地区医院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振作精神，又一心扑在按摩医疗上，一干就是28个春秋。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白天要紧张地工作，晚上要参加学习，操持家务，这些常人都感到不轻松的事，我和同病相怜的妻子凭着毅力，靠着好心人的帮助，教熬过来了。这期间，我又克服种种困难，带教了13名学员，填补了酒泉地区部分县的按摩空白。1974年，一位兰州盲人带着行李风尘仆仆来到酒泉。他对我说，他父亲早亡，老母年迈，自己生活无着，求我无论如何帮他一把。当时医院正搞修建，无法为他安排住宿，我就同妻子商定，让他住在我家里。经过一年的培养，他终于成了一名能独立工作的按摩医生。我又四处求援，请人把他安排到金塔县医院。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些人，心中就感到无限的欣慰。

　　我一直认为，只有努力提高文化素质，才能提高盲人的社会地位。我对知识的学习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文革中盲文书缺乏，一本《反杜林论》，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不知翻阅过多少次，70年代后期，文化教育繁荣起来，盲文书也多了。我觉得有了干头，特别高兴。白天忙着工作和家务，晚上读书读到一两点。几年后，我自学完了成人自学丛书中的代数、平面几何、物理、化学、形式逻辑学等，阅读了大量的医学书籍。为我后来专业技术和理论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我每年写一两篇医学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有十余篇，参加过多次省级以上的学术会议，有4篇论文获奖，文中有些观点受到各地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各种医学丛书纷纷征稿录用。至今，我忙碌之余还坚持学英语。我已取得美国海德理盲人函授学校中国福州分校的7个单科结业证书，翻译了《人类心理学》、《现代健康学》等10多万字的书籍。我还学会了使用电脑进一步拓展了生活的空间。

　　我主张诚实服务，热情服务，公道服务，专心服务。对每个患者都做认真细致的检查和治疗。在我主持下，我院按摩室制定了一套盲文按摩门诊病历书写制度，现已积累病历一万多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我创立了仰卧位手法治疗颈椎病、控限运动法治疗肩周炎、骨盆旋转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症、空拳乐音叩击法治疗肩背腰腿痛等独特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疗效。我对腰椎间盘突出的早期诊断和病因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一次，性格豪爽的著名诗人林染找我看病，我说他患了腰椎间盘突出，他不相信。过了半年，他腰痛复发，拍了X光片，未见异常。几天后腰痛加重，住了院，CT检查报告为腰椎间盘突出。他惊异地对我说：“这下我可信服你了，你的手比X光还厉害呀。”

　　回顾我的生活历程，虽充满痛苦和艰辛，也不乏欢乐和幸福。痛苦和艰辛是自然和社会偏见的设障，欢乐和幸福是奋斗的收获和社会正义的认可。一个残疾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努力奋斗。虽然力量微乎其微，也能为五彩缤纷的世界增添一点颜色。江泽民总书记对自强精神评价说，“这是一种求生存图发展的志气，一种自信力。”我要以此鞭策自己，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大中国                 
高枫 词曲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坶是长江与黄河呀 ，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的山坡。我们的大中国呀，(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去中穿梭呀   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

　　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 那个风吹和雨打。(永远那个永远那个)

　　我要伴随她。中国，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