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婚姻与家庭

我是你的眼睛（下）
江苏 张新杭

    1991年秋天，蒋太平从收音机里听到南京盲校招收学习中医按摩学生的消息，非常高兴，就和我商量想去上学。我非常支持，赶紧走亲访友筹集资金。等我好不容易把 1000多元学费借到手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

    为了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也为了给他攒足下学期的学费，我从不舍得请一天假。我在包装车间工作，一般每天工作6-7小时，中途不许外出，因为衣物要严格消毒，防止大肠杆菌超标。父母对我的怒气还没有消，不肯替我带孩子。两岁的女儿没有人接送去幼儿园，更没人看管，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门口哭哭啼啼。常常等我下班到家的时候，她已经脸上挂着泪珠倒在自家的门槛上睡着了。同事劝我找个保姆，我摇摇头。请保姆就要多一笔开销，他的学费就攒不够了。每次抱起熟睡的孩子，我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我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心里默默地说："宝宝，不是妈妈不疼你，妈妈实在没有钱来雇保姆，只有委屈你了。"

    我知道，城市里面消费高，每个月都多给他寄些生活费，尽量让他手头宽裕些。每次我都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上"请放心，我们母女在家生活得很好。"其实，在他上学期间，我们母女在家没有吃过一次鱼肉，没给孩子买过一次零食，从1989年结婚到现在，我没有添过一件衣物。

    蒋太平学成回来后，一边免费为广大患者服务，一边向报刊杂志投稿。作为他的眼睛，我就更忙了。他的每一篇稿件都先用盲文写好，然后再读给我听，我再把他读的内容记下来，然后再一起讨论修改，最后再用稿纸写好寄出去。

    1994年，他写《动法治疗肩周炎108例临床小结》这篇论文时已是寒冬季节，外面的北风呼呼地狂叫着，家里没有取暖设备，毛巾、水桶都结成了冰。我的手写着写着就冻僵了。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发稿，我就写一会儿，把手放到热水里泡一会儿，再写一会儿，就再泡一会儿，反复多次，终于在深夜一点多钟抄写完毕。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两只手肿得像馒头似的，手指既不能伸直，也握不起来。后来，这篇文章在《中医药研究与临床》上发表了。

    随着就医人数的增加，遇到的病因也越来越复杂。蒋太平觉得在学校学的知识越来越不够用，于是又把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买了一些医学书籍。每天晚上我都认认真真地读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做记录，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我有时读着读着困意上来，哈欠连天。为了解乏，丈夫会幽默地说："广告做的好，没有我的妻子读书声音好。"

    长时间的读书熬夜，早晨还要早起做饭，白天工作在紫外线、红外线灭菌灯下，而且营养又跟不上，导致我体质虚弱，眼睑浮肿，体重从110多斤下降到90多斤。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就感到头晕目眩，浑身直冒虚汗。同事们说我脸色难看，劝我回去休息。我知道坚持不到下班了，只好中途退出。我刚走到厂门口，就"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好不容易挨到家门口，就再也走不动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丈夫正好刚给一胃病患者按摩完，这位患者一看我脸色就对丈夫说："蒋医生，你家属脸色难看，可能生病了。"蒋太平赶紧对那位患者说："请你带我老婆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行行行。"经化验检查，发现我的血色素只有7.8克，属贫血。医生当时就在我的静脉上推上了两只葡萄糖，并嘱咐回家以后要增加营养，还要适当休息。从这一天起，丈夫再也不让我读书读到很晚，每天晚上九点一到，他就催我上床睡觉。隔三差五的还托人从街上稍些猪肝、排骨回来给我滋补身体。日子虽然过得苦点、累点，但丈夫对我很关心疼爱，使我感觉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买来的医学书籍很快就看完了。这时厂里的经济效益开始滑坡，工资也不能按时发了，怎么办呢？我和蒋太平商量不能老免费服务了，咱们开始收费吧，反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蒋太平觉得有道理。第二天，我就把按摩收费价格贴了出来。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都是父老乡亲的，只有靠病人自觉了。有的患者多少给一些，有的患者不识字，有的患者识字但装糊涂，还像从前一样，按摩完就走。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没挣多少钱，想买书是杯水车薪。

    为了按摩技术精益求精，蒋太平又想方设法和同事联系，希望在他们那里找到一些书籍或资料看看。就在这时，一个朋友来信告诉蒋太平，北京的盲文书社开始对外借阅。于是，往返邮局领取和邮寄书籍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一天早上刚吃过饭，邮递员冒雨送来一张包裹通知单。我知道，是借的书邮来了。丈夫让我等天气好了再去拿，看看天空，云层很低，雨根本没有停的意思。我们这儿的雨一下就是好几天。我知道他求知心切，就毫不犹豫地拿起雨伞向邮局奔去。从邮局回来，雨下得更大了。我右手打伞，左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厚厚的盲文书。当时路面还没修整，泥泞不堪，每只脚都粘上厚厚的泥土，伞越举越重，书越捧越沉，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站一会儿。大约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脚底一滑，人随即失去平衡，向路边的瓦砾倒去，好不容易爬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伞早已被风刮出好几米远，左手却紧紧地把书揽在怀里。一到家，我赶紧把书交给丈夫。蒋太平伸手接书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我的胳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当我脱掉衣服仔细查看时，发现胳膊弯被瓦砾块划出两寸多长的口子，鲜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流。我不知道是委屈，还是伤口疼的厉害，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一天，我在读《家庭医生报》给蒋太平听的时候，发现美国《中医科学》编辑部在上面登了一则征稿启示。蒋太平决定投稿。他反复地在心里酝酿，用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按摩加穴位外贴治疗小儿风寒咳嗽》一文，此文于1996年6月在美国《中医科学》杂志上刊登了。9月份，美国还来函邀请蒋太平去洛杉矾参加中美人才交流中心学术交流研讨会。当我一字一句读完美国的来信后，我俩激动得又一次抱头痛哭起来。消息传出后，宝应湖农场上下一片哗然。"一个盲人竟有这么大能耐，了不起啊！"农场党委和华康厂领导亲自登门慰问，并表示祝贺，父母亲也高高兴兴地上门承认了这个盲人女婿。

    1997年底，我们厂附近的船厂拆迁，上千号工人携家属到扬州安家落户去了。这一来，就医的患者一下子少了很多。为了不荒废手艺，更为了生存，我鼓励丈夫走出宝应湖农场，走出金湖。

    1998年3月，我送丈夫登上南下的特快列车，让他走上了打工路。在外打工，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中外人士来找他按摩，不仅中国人叫好，就连外国人也一个劲地叫"OK"。

    2000年暑假，我到福州看望在那里打工的蒋太平。一到那儿，我就直奔他的工作室。正好他刚给一个香港人按摩完，见我到了就陪我坐下来喝茶。刚坐下不到两分钟，服务小姐领着一名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进来了。那外国人一见蒋太平就打招呼："He11o，jiang．"丈夫也和他打了一声招呼，又告诉那人我是他的妻子。老外立即走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Doctor jiang，massage is very good，（蒋医生的按摩非常好）我笑着朝老外点点头。下班后我听蒋太平说，这个老外享受按摩多年，非常挑剔，去过好几家按摩店，嫌别人手法不到位，自从到他们店找蒋太平按摩过以后，就没有再换店换人，一直都是蒋太平给他按摩的。在南方打工，由于他技术好，人品也好，每次到月底统计做的钟数，他都名列榜首，老板很器重他。所有同事当中，给他提成最高。2002年4月初，他又应邀返回南京"手佳按摩保健公司"，在诸多医生中，他成了品牌医生，他的点钟率和做钟率都在前列，享受最高待遇，是"手佳"的业务骨干和座诊医生。

    一晃14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他有多篇按摩医学论文在中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还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我们的家庭年年被县、市以及农垦地区评为"五好家庭" 我知道，这只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更美好的明天等待着我们。不管未来多苦、多累，也不管前面的路多么艰难，我将一如既往，永远对丈夫说："我是你的眼睛。"

最是难忘筒子楼
安徽盲人 何若松

    1987年，爱人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我们一家三口临时住进了县委招待所的一栋旧筒子楼里。

    我们只有一间房子，走廊上做饭。（各家的门外拥挤地放着桌子、炊具、煤炉和蜂窝煤，占掉了半个走廊）。厕所和水房是公用的。这样的环境，双目失明的我不太适应，但可以慢慢来，叫我难堪的是邻居们最初对我的认识。

    这栋楼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清一色的健全人，我的初来乍到，自然以稀为怪。住进来的第一天，爱人和女儿上街购置日用品，我整理房间，我没想到把门关上再干活，也没注意到走廊上的动静。

    不一会儿，听到门口有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声音很小，但我的听力极好。

    “哟，年轻轻的没了眼睛，真可怜。”

    “没眼睛多不方便呀，真可怜。”

    ……

    一大串可怜。那时我刚失明两年，心理很脆弱，最烦人家用怜悯的口气对我说话，最不愿听别人对我说“可怜”二字。面对这些素不相识的邻居们，我不否认她们的同情心，但这样议论人，至少有不礼貌之嫌。我心中不悦，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耐心等待她们说够了离去，谁知，走的走，来的来，走廊上总有脚步和低语声。我烦得不行，决定变被动为主动。我迎着她们走过去，很礼貌地说：“请进来坐坐吧。”

    进来几位，问长问短的。我坦率地一一作答，多少满足了他们的一点好奇心。她们告辞，我送到门口，顺手轻轻关上门，顿觉浑身上下都轻松。

    明眼人做事习惯依赖视力。盲人则不能。我们盲人虽没有视力，但浑身上下都有“眼睛”，这些“眼睛”就是各种感觉。我们的行动依靠这些感觉而进行，明眼人难有这样的体会。在我做事的时候，邻居们常常或远或近地用审视和好奇的目光看着，有时还夹着议论。我很别扭，想避开这些目光，但走廊，水房和厕所是大家共同的生活空间，根本避不开。我只好自我调整，随大家看去。看惯了，看明白了，自然就不看了。但他们终究没看明白，以至于问我是不是真的双目失明。

    我说：“真的。”

    “你切菜怎么切得那么好？”

    我举起右手晃晃：“凭手上的感觉。”

    “你上水房或厕所来来往往走得很准，怎么走的？”

    “从我家门口到水房30步，到厕所35步。”我边说边演示给大家看。

    “炒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菜熟了？”

    “你怎么穿针的？”

    ……

    我根据自己的感觉，经验和方法，尽量向大家说明白。

如果一个健全人家庭不整洁，人们会说这位主妇或是因为忙，顾不过来；或是因为懒，不勤于家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一个残疾主妇的家庭不整洁，那说法只有一个——因为残而无这个能力。我当然属于残之列，但不愿没有这个能力。失明后，逐渐形成了适应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我的家虽然简陋，倒也窗明几净，井然有序。筒子楼门挨着门，户连着户。邻居们彼此熟悉了，喜欢串串门。邻居们看到我家整整洁洁的，夸我：“你这个没眼睛的倒比我们有眼睛的能干。”

邻居们对我有了新的认识，我很感激，但更叫我感动的是人们对我的宽容和帮助。

一个深秋的晚上，九点多了，我站在房门口，听听水房那边已没有动静。就提起一桶污水走进水房。没有再停下来仔细地听一听，更没想起来问一声“有人吗？”只管利索地将污水向墙脚的排水口泼去。

“哎哟！谁呀？浇我一身水！”

    是李妈的声音。我闯祸了，连忙赔不是。她看看肇事者是我，只好连声说：“没关系。”

    她刚到水房，正准备洗脸，被我把两条腿浇了个透湿。现在回想起来还很自责，我只要过细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又一个晚上，我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去洗 ，走到门口停下来听听，左边一排水龙头上有人，右边的没动静，我就向右边走去。刚走两步，右脚尖碰到什么东西，“啪”，一声巨响，一股热气冲上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让开，左脚跟又碰到了东西，又是一声响。

    “别动！”一声喝止，有人把我拉到一边。我懵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单身汉小郭在洗衣服，放在地上的三个水瓶，叫我打掉了两个。我要赔偿，他再三拒绝，还叫我别往心里去。

    那几年，我爱人的工作很忙，经常出差，邻居们对我说：“有什么要帮忙的，说一声，别不好意思。”可我这个人个性较强，凡是自己能做的，或是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都愿意自己做。邻居们却经常主动地给予帮助。比如说煤炉灭了，我和女儿烟熏火燎地生炉子，走廊里狼烟弥漫，隔壁的陶奶奶看见后从自家炉子夹起一块燃烧的蜂窝煤，放进了我的炉子。

    水房里有一个小锅炉，每天下午五点多钟供应一次开水，那时水房的人最多，地上放着许多水瓶。我要等到水房没有人了才能去打水，但常常也打不到水了。李妈对我说：“你中午上班前把空水瓶给我，我替你打好了送过去。”

    在那段日子里，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谢谢”。

    在我去水房洗东西的时候，会有人给我打开水龙头，或是把我引到空着的水龙头前；在我上厕所时，会有人扶我一把；在我一边满桌摸寻，一边嘀咕：“抹布哪去了？”的时候，会有人把抹布递到我手里。

……

    我越来越喜欢我们的筒子楼，虽然拥挤，却充溢着友好二热闹的气氛；我越来越喜欢我的邻居们，虽然大家的性格不同，却都是善良的人们。

    1990年，县委决定拆除这栋旧楼，一个和睦相处的大集体不得以此解散，人们分别居住到县城的各个角落。十几年来，我始终和许多邻居保持着联系，我不能忘记他们曾给予的无处不在的关心和帮助。

（责编 苗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