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文苑

怀念一位要为我捐献角膜的长者
北京盲人 张骥良

　　林老走了，走得那么匆忙。尽管走时还念叨着我的名字，可临走前也未能和我见上一面。我好恨自己呀！恨自己没能在老人病重期间陪老人两天。没为老人端一杯水，倒一次尿。对于要为我捐献角膜，捐献整个眼睛的老人，就这么匆匆离我而去了。当我从他女儿口中得知老人昨天晚上故去的噩耗，我的心都要碎了。一大早我打了辆出租直奔大兴黄村卫生城急驰而去。

　　从北京的东郊到大兴黄村，这段路可不近呀！一路上，我一个劲儿的催促司机把车开快点，可随处堵车的现实让司机也无可奈何。我恨不得长出一双翅膀，一下子飞到林老的家中，最后看一眼老人的面容。

　　我示意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关掉，思绪回到了10年前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那是9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举办了一个“残疾人与社会”的征文，我结合自己10余载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写了篇千把字的短文寄了去。不久这篇短文就被播出了。这点小事很快就被我扔到脑门子后头了。文章播出后的半个月左右，新闻台的责任编辑转给我一封听众来信。打开信封后一张薄薄的信件上写着：

小张同志：你好！

　　听了你的征文我很受感动，我自愿将自己的一只眼的角膜或整只眼睛捐赠给你。我既不需要媒体的报道，也不需要任何方式的感谢。我只希望把我的一半光明分给你，使你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请速与我联系。

一个普通市民 林志德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读着这封简短而又质朴的文字，我的眼睛模糊了。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口。一个素味平生的老人，要把这窗口送给我一半，而自己要饱尝一半的黑暗。我用激动的有些颤抖的手，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正是林老，当他得知这个陌生的声音是我时，也显得特别激动。我首先向老人表示了感谢，接着向老人通报了病史。告诉老人我的眼球、角膜本身也是好的，问题出在视神经震颤上。老人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说法，还以为我是在拒绝他的诚心呢。和我通话的第二天，老人便从大兴赶到位于市中心的同仁医院。经过向眼科专家咨询，老人才确信了我没有骗他。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由于都喜欢书法、绘画，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切磋。从东郊我的家到大兴黄村，路程怎么也不能算近，但我们的心却贴得那么近。

　　上午十点多钟，我才到了老人家。老人的女儿陪我到了医院，看到躺在那里的老人，我的感情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再多，也无法洗去心中的哀伤。和老人的儿女们一起安葬了老人，我就要回市里了，老人的长子林大哥拿出了老人的一张照片，一盒磁带，一个存折递到我手里，说老人临终前让他交给我的。我收下了照片和录音带，存折硬是让我退了回去。

　　老人尽管没把角膜移植给我，却把光明永久的留在了我的心田，这份光明来自老人那颗善良的心。我把老人通过录音机对我说过的一段话录在这里，作为本人的结束语：“没能把角膜移植给你，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是一个普通工人，这一生的积蓄不多。这五万三千元捐赠给你，希望你的作品集早日出版”。

　　这是一位普通老人内心世界放出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我脚下坎坷的道路。

找回自己
河北盲人 李东辉

　　我至今都对各色蝴蝶没有好感，因为它太美丽，因为它舞姿翩翩，因为我的第一次迷路与它有关。大约在我四岁或五岁的那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和邻家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去村南一块地里挖野菜。不是为了帮家里做点事儿，只是觉得好玩。春天的田野很有些得意的，别的不说，单那大大小小的蝴蝶，就足以让我们忘了是来干什么的了。我和姐姐笑着、叫着去追那些翩飞的蝴蝶。不知不觉中，我们跑过一块块麦田，翻过一道道土岗，当我们跑累了，追乏了，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我们迷路了。我们瞪着惊恐迷茫的眼睛，环顾四野，弄不清该朝哪个方向走，直到急急火火的家长找到我们，走上回家的路时才发现，其实家离我们并不远，只是我们的方位判断出了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被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所诱惑，忘了记住回家的路。自此以后，我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蝴蝶所诱惑，无论它多美丽动人，多舞姿翩翩，都不要拿它当回事。还有，我懂得了方向的重要，无论身在何处，去向何方，都要把方向认清记牢，千万不要找不着北，日久天长，成了习惯，判断方向成了一种下意识行为。曾以为只要自己辨得清东西南北，就不会迷路。直到18岁那年秋天，我要去一个千里之外的塞外古城求学，才意识到这是一件纯属多余的事情，只要你走进车站，问一下售票员，去那个古城坐哪次列车，需要多少钱，然后，拿到一张小小的长方形硬纸板做成的车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数字代替了方向，只要记住目的地就行了，大可不必担心会走错了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目标或者目的是最重要的。

　　有了第一次迷路的教训，自以为不会再被各种漂亮的蝴蝶扰乱了心志。然而，我错了。我低估了蝴蝶的魔力。他们不但会在我眼前的旷野里招摇地飞舞，而且还会飞到我的梦里。它那撒着各色粉质的翼翅，会在我的心尖儿上轻歌曼舞，迷乱着我的心目。这些可恶又可爱的蝴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进入我的视野、飞入我梦中的机会。18岁的生命常常被一些大大小小眼里梦里的蝴蝶鼓惑得懵懵懂懂，心烦气躁，常常是在路上走着，却不知要去何方，去干什么。生命的行走与脚下的行程总也无法达成共识。无奈，只好一次次走进大学的图书馆。我试图从古今中外的先贤圣人那里找到一点办法。所以要这样做，缘于师长们的教诲，诸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最初的时候，读书的确为解决我的迷茫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然而，读着读着，那些或大或小，或薄或厚，或古或今，或中或外，或朴实无华或精美雅致的书竟也在我的头脑中幻化成一只只蝴蝶，我被带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迷阵。我似乎成了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已无法摆脱书籍带给我的快意与诱惑。我忘了最初读书的理由，也远离了师长们的谆谆教诲。我如同一个在旷野荒原上裸奔的神经质者，时而狂乱地奔逃，任嘶哑的叫声在胸腔回荡；时而在寂静的夜晚仰望星空，喃喃自语；时而伴着冉冉东升的红日酣然睡去，直到舞姿翩翩的雪花变成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才把我从梦中唤醒。忽一日，我读到了《庄周梦碟》的故事，才顿然醒悟。原来人与蝶“谁是谁”的纠缠并非自我始，也非至我终。不要指望脚下的行程与生命的行走总是那么步调一致，迷失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再害怕孤独，不再拒绝沉默。我开始写诗，开始爱文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抽烟、喝酒、骂人。

　　如果不是命运过分地偏爱我，我仿佛已下定决心要走一条奋斗之路。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我曾一个人站在已没庄稼的原野上，那是一片怎样的原野啊!一望无际，静谧安详，收获后的大地赤裸着胸膛，风在默默地梳理着秋天的思绪。然而，我却全然没有关注脚下的大地。我仰卧在一道土坡上，目光正在秋日的天空里游弋。在我的视野里，有一只苍鹰在翱翔，它像一个黑色的精灵，在秋日辽阔高远的天空里自由而霸气十足地展翅飞翔，仿佛只有它才是天空的主宰，我久久地注视着秋日的高天，苍鹰在我的瞳孔里盘旋，我不知道鹰是否看到了我。在它的眼里，我是否配做它的同类。太阳落山的时候，鹰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我不知道它飞向了哪里。第二天早晨，我带着那个鹰击长空的梦，告别家乡，走过那片原野，豪情万丈地上路了。

　　此后，将近一年的日子，我时常把目光投向远方，每一天早晨看太阳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恢弘与壮观，在每一个夜晚寻找着那颗最亮的星星，直到那个冷酷的冬季来临，直到命运用一块无形的黑布把我的眼睛蒙住，直到我再也无法用眼睛辨清东西南北去选择脚下的路途。从此，黑暗的铁幕“唰”地一下落了下来。23岁以前的我自己就永远留在了铁幕的那一边。23岁以后的我开始了新的寻找与选择。要想活下去，我必须为自己开启另一双眼睛，我必须用它去发现在阳光下看不到的东西——道路和天空。我必须用它为无光的生命找到一个栖息之所，这便是命运对我的偏爱。它关上了我从前的门，又帮我找开了一扇窗，一扇让梦不再荒唐，让心不再焦灼的窗。病床上18个月死去活来后，一个沉默寡言，冷若冰霜的老军医领着我走出病房。他是我的主治大夫。一年多的查房会诊，很少见他笑过，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多余的话，冷得好象一座可以行走的石雕。比起那些年轻漂亮温和柔美的女护士，我实在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老军医领我来到住院部的院子里朝一个方向站定，他让我仰头向天，“看到了什么?”他问我。我摇头无语。此刻我不再愤怒，我知道我的眼睛已经失明。“感觉到了什么?”老军医继续问。“很温暖，好像有些阳光的味道。”我小声说着，很机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对了，你的头顶上空就是太阳。”老军医说完这句话，把我交给母亲转身走了。

　　以后的日子，只要天气暖和，只要有太阳出来，母亲总要陪我到住院部的院子里走走。直到那个春天过去的时候，直到我离开那家部队医院。回家的那天，我向老军医道别，他又是冷冷地说了那一句：“以后要学会自己走路，不要总让你母亲陪着你，她会老的。天上有太阳怕啥!”从此，我不再用人扶着我走路。即便是友人相聚，出门赴约，我也是用手扶着别人的胳膊，而从不让人搀扶我。久而久之，成了习惯，十几年过来，凡有好心人来扶我，我便会做下意识反抗，仿佛在遭绑架似的。

　　没了眼睛，反倒不再担心迷路。每次出门，都知道自己去哪里，去干什么，至于朝哪个方向走，已不再那么重要。从前的我，所以会迷路是由于习惯了以自己为坐标点，用眼睛去寻找参照物，然后辩明东西南北，一旦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一旦眼睛失去了参照物，迷失方向便再所难免。而今的我，已养成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总要问一下所在的方位，然后判断出自己的所在。明白了自己身在何处，就不会迷失自己。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是为自己不再迷路而倍感欣慰和踏实。一个知道自己出门要到何处去，去干什么的人应该有理由为自己喝彩的。问题在于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强化了这样的人生理念，以至生命的行走呈现出过分地意图化倾向。不知从何时起，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爬上心头，这情绪很轻很淡，像树上悄然飘落的一片叶子，无声无息只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就悄然不见了，甚至连树木都未曾察觉到叶子的飘落。生命的分量没有因为一片叶子的飘落而有所减轻。倘使没有秋风的提醒，大可忽略不计。其实生命也是有季节的。40岁大概是秋风乍起的时候，随着叶子一片片地飘落，若有所失的感觉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于是，40岁的男人开始怀旧，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天气，比如一个飘着秋雨无人来访又不知道该不该出门的夜晚，往事便会在缕缕青烟，淡淡茶香里一幕幕重现。记忆的手牵着生命走向来时的路。此刻的心情，就像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没有了夏日的强劲与热烈，亢奋与激动，而是带着几分缠绵，几分伤感，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凄惶与失落。往事已变得那么遥远，曾经毫不犹豫的选择，而今是那么可疑，生命行走的路线应该有另一种可能。因为选择的同时，我们就放弃了彼此。倘使我们放弃了当初的选择，而选择了当初的放弃，此刻的自己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然而无论怎样，我们总要放弃或失落一种可能，这是人生不可摆脱的无奈。重要的是我可能让生命的行走与脚下的行程朝着同一个方向。生命中若有所失的情绪，便是在提醒我，可能在某一段路上，某一个时刻丢失了自己，就像那一片悄然飘落的叶子，这就需要我在走过一段路程后，在一个特定的心情，特定的氛围，特定的日子，驻足回眸，看一看来路上是否犯过什么错误，是不是在选择放弃中丢失了自己，如果是，那就把自己找回来。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下了一天一夜，院子里的那棵木棉树不知又有几片叶子悄然飘落。一个人在有雨的夜晚久久地坐着，忽然想起了那个叫天天的11岁女孩出给我的那道脑筋急转弯儿题：“什么东西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答案是：“方向，是上下左右”。是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以自己为坐标，就不会迷失方向，前提是我们不要迷失自己。倘使我们迷失了方向，就该驻足回眸，然后，把自己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