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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一）
内蒙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董秀阁

　　我国盲文的再改革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作为一个盲改的拥护者，我有幸经历了改革工作的大部分过程。回顾走过的曲折历程，自有许多感慨。

　　一、 暗夜里的晨星

　　我在盲校读书时正值“文革”时期，那时，文革前的各种出版物多被视为“禁书”，只有毛选供学生阅读。在通读过程中，常遇到一些难懂的词或人名或地名，由于读不准声调，向老师请教时，老师也无法解答。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感到了现行盲字在声调问题上的不足。盲校毕业后，无法继续求学，无奈开始学习按摩。当时的盲文医学书籍很少，只能靠抄书学习。为节省纸面和节约时间，抄写中很少标调，当过后复习时，竟连自己抄写的许多内容也无法准确的读出。当抄写医书古文时，即使字字标了调，但由于现行盲字没有表意系统，理解起来仍然很困难。学习中，几乎每日都受着这些问题的困扰。

　　1977年我在北京按摩医院进修时，一次偶然听说原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领导人黄乃设计了一套新的盲字方案，这个方案，可以在两方盲符内写出一个带调的字，而字的平均总点数，并不比现行盲字多。用它书写，比用现行盲字省纸。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为之震奋。

　　提起黄乃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虽不曾见过他，但早已从文革时期广泛传播的他的“反动罪行”的材料上和一些为他鸣不平的群众的口中有所了解。黄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之子，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因参加进步的世界语活动，而身陷囹圄。抗战爆发后，1937年他毅然返国奔赴延安。在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

　　据一些“老延安”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懂得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有一位解放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曾对我回忆说：40年代初，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是世界语协会的会员，在延安世界语协会曾见过黄乃，他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镜，为大家讲授世界语。那时，不知是谁曾半开玩笑的列了一张延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据说，黄乃的名字就列入其中。

　　早在读高中二年级时，黄用的右眼就因外伤失明。留学日本，奔赴延安他都是凭着一只左眼进行学习和工作的。在延安，他超负荷的工作着，大量的研究和思考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的。积劳成疾，已经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更日渐下降。由于工作紧张，加上延安医疗条件的简陋，病情愈见严重。但他仍出色地完成着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敌情》的主编并以“付秘”为笔名，发表过大量文章。据说，当年《解放日报》上许多有关日本问题的精彩的社论和评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解放战争时期，他的眼病虽已相当严重，但在党中央撒离延安后仍随“昆仑纵队”转战陕北，在毛主席、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1948年春，党中央迁入河北省平山县。这时，黄乃的左眼完全失明。开国大典那天，他是在沈阳的一所医院里度过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病情很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送他去莫斯科治疗。但已经太晚了。当知道自己的眼睛已没有复明的希望时，他首先考虑的是今后的工作。于是，他参观了莫斯科盲校，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盲文。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打定主意，要为中国的盲人同胞做点事。

　　回国后，他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盲人问题。

　　从何着手呢？黄乃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盲人问题，关键在于首先要提高广大盲人的文化水平。教育是基础。而作为教育的工具――文字，又是基础的基础。解放前，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即使在少有的几所盲校里，所使用的盲文也不统一。为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为尽快地在盲人群众中扫除文盲，黄乃决定用尽短的时间设计出一套统一的全国盲胞通用的盲字方案。对方案设计的具体过程，我并不了解。但可以想象，一个刚刚跌入黑暗又只是初次接触盲文的人，要想设计出一套盲文方案，并使之成为全国盲胞的通用文字，那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然而，他最终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方案的设计。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当毛主席看到了用黄乃设计的新盲字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责编 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