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 婚姻与家庭

眼泪铸就的爱给我们力量
四川盲人 杜江玲

    在我的记忆里积存着许多东西，它们不因岁月的流逝而被遗忘。尤其是我们用眼泪铸就的爱，像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像一朵玫瑰在心中开放永不凋谢。

    曾经，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平静安详。同中国许许多多军人家庭一样，他在边防站岗值班，我在家乡教书育人，所有的衷肠、相思的苦恼全在鸿雁传书之中，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是我们心之所往，短暂而甜蜜。然而，有一天，这种安宁突然被打破了， 1991 年岁末，我双目失明了。那年冬天特别冷，雨水也特别多，我仰望着黑暗的天空，听着“滴滴哒哒”的雨声，我绝望地嚎叫：“老天啊，我怎么办？我 15 个月的女儿怎么办？”

    爱人苦苦地祈求医生：“救救我的爱人吧，她不能没有眼睛。没有了眼睛，她怎么教书啊？她才 27 岁，请用我的眼睛换回她的光明吧……”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黑暗中，我摸上了八层楼的楼顶，爱人的那双大手拉住了我，他把我紧紧拥进怀里，滚落的泪珠滑过我的脸颊，跳进我的心里，在他的眼泪中，我明白了生命不只属于自己。

    “为了爱，为了襁褓中的孩子，你要坚强！将来的路有我和你同行。我就是你的眼睛，我就是你的拐杖！”

    爱人的话如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的心，更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责任。

    为了照顾我的孩子，爱人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而痛苦的选择：提前转业返回家乡。离开部队的那天，爱人拉着我把整个营区转了个遍，那情形仿佛要把那里的一切全印在心中。末了，他饱含深情地对我说：“从 18 岁穿上这身绿色的军装到今天整整 10 年了。 10 年来，青春的黄金时代都贡献给了部队，留在了军营。现在突然要离开它了，我还真舍不得！”静心倾听中，我感到手背上有热乎乎的东西滚过，那是爱人的泪。透过这泪，我看到的是一个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对军队事业的一片赤诚！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虽然我的眼睛双目失明，但我要同爱人共同撑起那片蓝蓝的天。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知不觉中，日历翻过了七年，二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2000 年 6 月 27 日，那个美丽的夏日阳光灿烂。然而那天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阴暗的日子。那天脱下军装又穿上警服的爱人在一场抓捕潜逃杀人犯的战斗中，被垂死挣扎的罪犯刺成重伤。左手尺神经动脉血管肌腱被刺断，伤口从手肘到手腕成“ S ”状长达 26 厘米，右手手掌被刺穿。而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已是 28 日上午 9 点了，可是 27 日晚上十点三十分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今晚上又要加班可能不回来了，关好门安心睡吧。”原来那电话是从医院打回来的。我跌跌撞撞赶到医院，来到爱人的病床前。尽管大家都告诉我说“已经做过手术了，一切都挺好的，放心吧。”可是，我还是坚持要亲自“看看”伤情。我在他的病床左侧用右手顺着他的左肩轻轻往下摸，摸过绑着石膏的小臂，当摸到五个手指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小指和无名指怎么冰凉凉的？不是说尺神经已经接好了吗？我稍稍用力在那两个指头上按了一下，然后立刻停住，看爱人有没有反应，可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又用力掐了一下那两个指头，他还是没有反应。这下我急了，站起身来对爱人说：“你的手术怕是没有做好，我看还是再找医生来看看吧。”得知此情的医生来到病房仔细检查后，不禁有些慌了，尺神经果然没有接好，必须立即做第二次手术，否则，小指和无名指就全废了。可是……，我从医生吞吞吞吐吐的话中，感觉到该医院不具备做第二次手术的条件，便问道：“哪里有条件可以做第二次手术？”医生说重庆有家医院有位专家做这个手术没有问题。可是重庆离这儿 100 多公里的路程，更主要的是第一次手术后还不到 24 小时，再做第二次手术有一定的危险。医生的话音刚落，我立刻说：“一定要请专家来做，那两根手指对一个刑警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局党委和医院党委经过紧急研究，决定立即请专家来给爱人做第二次手术。手术后，我又“看了看”伤情，发现两个手指已经有了热度，这表明尺神经确实结好了，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爱人已经是热泪盈眶了，他激动地说：“谁说你看不见，你比谁都看得清楚，真是我的好妻子！”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把头紧紧贴在他的肩上，泪水像细雨般地掉下来。那一刻我们紧紧地相拥，久久不愿分开。

    摄影师抢下了这一动人的一瞬，并说那是他拍的照片中最美丽的一张。

那天正值爱人 35 周岁生日。

    历经两次重创后，我们依然笑对生活，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感受生活，续写人生。

    2002 年初春，我们 11 岁的独生女儿突然感到胸闷、气紧、食欲不振，经检查发现她的脊柱发生了严重的侧弯，必须尽快做矫正手术，拖的时间长了，病情会愈加严重，甚至将影响女儿的一生。但因女儿年纪小，身体很瘦弱，能否承受这样大型的骨科手术很让人担忧，而且手术费用需要 7 万元。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又一次灾难，看着日益消瘦的女儿，我们又以泪洗面了。然而这泪不是软弱，也不是逃避，而是心痛、是内疚。爱人说：“我平时只顾忙于工作，对女儿关心太少，是一个失职的父亲，对不起女儿。”我则痛苦地想，假如我看得见，女儿也许不会遭此劫难了。痛苦不堪的爱人抹去脸上的泪水坚定地说：“无论花多大的代价，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女儿治好病，如果需要我付出生命我也毫不犹豫。”爱人的话又一次让我感动了：多好的人啊！多么善良的一颗心啊！多么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啊！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面前，他也流泪，那泪水也一样的多。可是泪水之后他还要为我们撑起那片蓝蓝的天。我为女儿庆幸，也为自己庆幸。命运虽然捉弄我们，可是我们却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疼我们爱我们的好父亲，好丈夫。

    接下来我们四处筹措资金，到七月终于凑足了为女儿做手术所需要的 7 万元钱。 7 月 3 日，女儿住进了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附属骨科医院。仔细检查后，医生将手术时间定在 7 月 20 日。手术的头天晚上，从警九年来从未因家务事请过一天假的爱人，这次破天荒地请了两天假赶来了，他说他要亲自陪着女儿做完手术。听了这话，女儿高兴得手舞足蹈，搂着爱人的脖子一个劲儿地说：“爸爸真好，爸爸真好，有爸爸在，做手术我就不怕了。”那晚我们一直陪着女儿。 20 日早晨 8 点，我们护送女儿到手术室门外，随着“砰”的一声，手术室的门紧紧地关上了，我的心也随之收紧了，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不知道我的女儿能否平安地从手术室里出来再叫我一声妈妈。爱人一边替我抹去眼泪，一边充满希望地说：“相信我们的女儿一定能挺过这一关，一定能平安地从手术室里出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焦急中等待着。 7 月的山城，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就是坐着不动，汗水也会不停地流，可是我们对这丝毫没有感觉，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门，盼望着它早点打开。下午 4 ： 25 分，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女儿平安地出来了。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爱人拉着我一起奔到了女儿的身边……

    磨难锤炼了我们的意志，苦难变成了一笔财富。如今我们不再流泪，已经将苦涩的泪水酿成了欢乐的琼浆并让它四季飘香。爱人说：“我们一定要手挽着手走进“金婚”。不！是“钻石”婚的殿堂！”我说：“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一对快乐的鸳鸯。”

回 忆 父 亲
北京盲人 张骥良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已经故去 13年了。总想写点有关回忆父亲的文字，尽管自己是个以写字为生的人，尽管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伏在案头写字。可这些回忆性的文字一直也没有落到纸上，自己总感到内心里对不起父亲，好像永远欠着一笔还不清的感情债。

    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北京的一所大医院里干着一份默默无闻的差事。我在这里信笔写下的，也不过是一些琐碎的生活小事。绝无惊人之笔，不过是小人物儿子对小人物父亲的思念之情罢了。

    49年前一个夏日的傍晚，下班后冒雨骑车回家的父亲，在路上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他不自主地停下车，在一个已经关了门的店铺的台阶上，他抱起了这个哭声已经很微弱婴儿。大雨天的，怎么把孩子放这儿了？他感到很奇怪。在这儿等等孩子的家长吧！他心里这么想着。他在这家店铺门前站了很久。雨越下越大了，街面上人们行色匆匆，谁也顾不上这个抱着孩子的男人。等了一个多小时竟无人来领。他只好把这个孩子抱回了家。妈妈打开孩子的襁褓，才发现这是一个男婴，身上已经冻得发紫了。妈妈猛然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的字迹挺清秀的：“好心人，您就把这孩子收下吧！我实在没有勇气留下他，谢谢。”

    这一天是 1954年6月30日，以后，这一天便成了我的生日。

    由于我的体质太差，进了这个新家门不久，便无休无止地发起烧来。 40℃的高烧，一连烧了45天。伴着无止无休的发烧，便是没完没了的抽风。听说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父亲总是一手抱着我，一手撑着伞，在北京几所有名的大医院之间进进出出。为了给我治病，父母几乎倾家荡产了。为了不改变对我的爱，妈妈几次人流，打掉了他们自己的亲骨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温和的人。我这一生惟一一次挨父亲打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年我不过八九岁，就因为我和外祖母顶了几句嘴，确切地说是顶了一句嘴，便挨了父亲的打。父亲的手好重啊！打在我的身上真疼。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是用鞋底子抽的。

    在我生活的童年时代，孩子挨打并不鲜见，所以这件事很快就被我忘记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父亲突然要找我谈话。父亲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你和姥姥顶嘴固然不对，可是我动手打你也不对呀！现在爸爸正式向你道歉。”我猛然想起了挨打的那件事。那年头，父亲向儿子道歉可是件新鲜事。

    文革闹得最凶的 1967年，那年我只有13岁。父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两个哥哥又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父亲的思想负担特别重，生怕某一天被单位里的造反派揪出来，整天如同惊弓之鸟，就怕哪儿有个风吹草动。

    那是一个星期日，父亲突然提出让我陪他出去散步。我心里感到奇怪，几个月来沉默不语的父亲，怎么突然来了散步的兴致？也许是想出去散散心吧！我心里揣测着，可嘴里什么也没说，便跟他来到了我家南边的一条小河边。父亲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声音低沉地对我说：“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被揪出来。造反派说我只低头干活，是唯生产力论的黑典型。如果我被揪出来，咱们家有可能被遣返回乡。我和你妈都浑身是病，回去可怎么生活呀！你眼睛不好，回到农村更无路可走了。如果人家贫下中农不让你上学，那你的将来可怎么办呀！？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为了确保你的将来，咱们脱离父子母子关系吧！如果我真的被揪出来了，你也能留在北京继续读书。”父亲说到这儿眼圈红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抱，哽咽着说：“我一步也不离开您和我妈，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吃苦受罪咱们也在一块儿。”那天，是我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后来我才明白，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我当时只为自己着想，离开了父母，那对他们的打击真是太大了。

    由于父亲在医院工作，附近几座楼里的老街旧邻，经常不断地麻烦他。开药的，找大夫的、取化验单的，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着大家。每天都是大包小包往家拎，然后再给街坊邻居们一一送去。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由于工作太忙，竟忘了给街坊邻居们取药，到家后他才想起来。这时，他总是骑上自行车重新跑回医院，嘴里还唸叨着：“瞧我这记性。”

    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给大家伙办事儿，有的街坊邻居感到过意不去，趁逢年过节的机会，免不了给他送点烟呀、酒呀什么的，都被我父亲不讲情面地拒绝了，因此有的街坊说我父亲不尽人情。

    父亲这辈子不会收礼，也不会送礼。但凡事也有个例外。 1972年我初中毕业后，尽管自己跑了无数个单位，区劳动局、区安置办我也跑了多少次，哪个单位也不愿意收留我。眼看一年半过去了，我的就业问题还没有着落。父亲也特别着急，看我东跑西颠也跑不出个结果来，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四处托人，八方求援，还破天荒地给人家送了礼，终于有一家街道小厂接收了我。父亲高兴之余无奈地说，“我这辈子最怕给人送礼，要不是为了你的就业问题，我说什么也不能干这种事呀！”

    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干得是普普通通的事。但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他活得真实，活得实在，活得无怨无悔。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父亲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