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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三）
内蒙盲人 董秀阁

    二、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路易·布莱尔”

    在初步尝到了新字甜头之后，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壮着胆子给黄乃写了一封信，谈了自身的感受，并表达了希望能拜见他的愿望。

    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黄乃同志用新字写来的简短回信，他表示欢迎我休息日去他家“畅谈”，我高兴极了。

    1977年11月16日，星期日。我第一次拜见了黄乃同志，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师。

    在开往三里河的 13路公共汽车上，我记起了11年前的一幕，那时，我还在呼和浩特读书。1966年7月初的一天，也是星期日，全市盲人被召集到市盲聋哑人俱乐部开会，连我这个9岁学童也没有例外。会议的内容只有一个：“传达黄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罪行”。一位刚刚从京城取经回来，浑身散发着火药味的干部，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黄乃的生平简历，然后，便历数了他的累累罪行：其一，在延安他曾担任当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板参三的秘书，解放后又多次出访东欧各国，故有里通外国之嫌；其二，他要求政府对盲人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其中包括盲人乘车免费），挫伤了广大盲人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是修正主义的福利主义；其三，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句攻击总路线的什么话，这本书是一棵大青草……

    晚上，同学们躺在校舍的大土炕上，议论着上午的会。一位年龄较大的名叫张玉良的同学拍着放在炕角的一摞《毛选》说：“这《毛选》也是用他发明的字出版的，打倒了他，那这书还能不能用？不，我看他对国家贡献太大了，他倒不了。”

    想着，汽车到站了。下午 5：30我们到了黄乃的寓所。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像个学者，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人并不显得多么热情，但谈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那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一些同志已称他为黄老。但从他谈话的语调语气中，却丝毫感觉不到老态的痕迹。那口操着湖南音的普通话，更给他的言语增添了几分高雅的气质。

    黄老惯于用慢频率讲话，没寒喧几句，他便转入了正题。

    黄老说：“文革十年，我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停止思考问题。我国的盲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也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盲人要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首先要求我们自身的文化科学水平，必须要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然而， 20多年的实践和观察，使我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提高我国盲胞的文化科学水平，现行盲字是远不能胜任的。

    五十年代初诞生的现行盲字，它的主要历史贡献是，采用了分词连写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把我国的盲字由汉字的附庸地位提高到了拼音文字的水平。其次，是用普通话统一了盲字的拼法，使之成为全国盲人的通用文字。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现行盲字也存在严重的先天缺陷。主要在于它对声调问题处理得不好。采取的是，一般不标调，需要时才标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盲字长期处在低级形态的发展水平上；二是使方言区的盲人不能更好地掌握普通话。因为是“需要时才标”而这个“需要”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或者是随着译印者和抄书者的主观随意而定，造成了词形的不固定。越是文化程度低的人越是需要多多标调，因为他们难以根据上下文的制约，来猜测词意，一旦声调念错，就不认得是什么词，意思也就不理解，这种念不准，猜不透的难处正是现行盲字给广大盲人带来的共同烦恼。”

    黄老谈到声调在汉语中的地位时，这样说：“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从声、韵、调三者载负汉语语音信息的比例来看，声调约占 20％，而在现行盲字出版物中，一般平均只有5％的音节标调。那么，就有95％的音节丧失了20％的信息，因而词义就不够明确。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啊！试然，现行盲字也可以字字标调，但那样做就会使词形延长1／3，将大大增加文章的用纸量，不符合节约原则，既给书写者增加了负担，又延长了书写时间，还会由于词形长，而影响摸读的速度。”

    黄老接着谈到：“现行盲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矛盾，由于标调可以减轻一些，但不能完全解决。比如，一些生辟记号或从文言文转来的词语，即使念得准声调，但却仍说不出是什么汉字，盲人向明眼人请教，别人也无法帮助解释清楚。有的盲人甚至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汉语中的哪几个字，任凭别人乱写同音字。”

    黄老说：“国外的盲人可以当记者、律师，在普通党校做教师，在大学里任教授，还有盲人音乐家、数学家、作家以及计算机等等领域的专家。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中国的盲人可以学习的专业和可涉及的领域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国的盲人也要受高等教育。这不仅是盲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需要，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如果说，现行盲字过去还可以凑合着用的话，那么对将来向着更高层次攀登的盲人来说，作为文字工具它是绝不能胜任的。”

    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认为盲字的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责编 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