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昨天·今天·明天

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五）
内蒙盲人 董秀阁

    三、“七五方案”的出台和词形的不断优化

    如果说这位中国的汉语盲文之父曾经拥有两个宠儿，那么，次子的诞生则是以长子被打入冷宫为前题的。

    客观地说，对黄老的这次重大改革举措，最初一段时期真正理解其苦心者并不多。有人说：“这是黄乃吃饱了没事干，自己想出来的”。对此黄老大声疾呼：“绝非无病呻吟！”有的人说：“新方案已超出了普通盲人的接受能力无法推广。”对此，黄老的回答是：“让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好了。”更有不少的盲人群众认为，盲人有点文化就足够了，盲字无需再改。黄老几乎是在学术的偏见、习惯势力的阻挠以及人际关系的纠葛的包围中孤军奋战的。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这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他利用各种机会向盲人群众、盲教工作者和有关领导耐心地宣传、解释、做工作。

    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奇同志的支持下，《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汉字本于 1977 年春正式出版；翌年 6 月又出版了盲文本。自 1977 年秋季开始，在 7 所盲校用新方案进行了实验教学。同时，一些地区的校外盲人也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开展了试学试用活动。无论是实验学校的师生还是校外试学试用的盲人，对新盲字反映都很好。特别是学过现行盲字者，经过对比，更能体会到新方案的优越性。实践证明，新方案并没有超出盲人的接受能力，学者乐于接受，识字阶段所需时间与现行盲字基本相等或略长。新盲字能大大提高使用者的理解能力，它终于赢得了一批拥护者。

    初战告捷，黄乃并未止步。经他多方努力，在民政部领导的支持下，当时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会同国家教委、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于 1986 年 2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带调双拼盲字》学术研讨会。这在我国百余年盲文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引起了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有关方面的一致关注。

    黄老作了题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而奋斗》的历时 4 小时的长篇学术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盲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堪称是我国盲改工作的一篇纲领性文献。

    会议围绕黄老的报告展开了讨论。对新方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作了多方面，多角度地论证。几位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对方案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会上还交流了各地经验，并对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与会的多数同志对方案表示拥护，并同意对个别符号做小的调整。但惟有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商荣杰同志对方案中存在的“后单行问题”提出了异议。所谓“后单行问题，即是指方案中韵方的第 4 、 5 点位上安排的一个符号。商荣杰同志认为，当这个符号与声母相拼时，容易使盲人在摸读中产生误解，而影响摸读速度和认读的准确性。他主张“取消后单行字母”。但是，由于与会的盲人代表大都有熟练使用盲文的经历；带调双拼盲文此前在一些学校也做了各项指标的测试，由于参加测试的学生多数是先天失明者，触觉较灵敏，故词形测试结果在数据上也无明显差异，因此代表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商荣杰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会上未被采纳。

    整个研讨会的始终都充满了学术气氛，大家本着对当代和后代盲人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思考研究和争论着。无论是某个标点符号的安排，还是方案的表述都是经过了极认真的推敲后才最后定夺。记得，仅为了顿号这一个点位的安排，大家竞争论了半个多小时。

    会下，无论在宿舍里还是餐桌旁，大家谈论的主题仍是盲改。我还清楚地记得，为新方案重新定名的前后。

    那是一天晚饭的餐桌旁，黄老和国家文改会的敖小平老师――一位极赋学者风度的中年文字专家，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稍后，他们又回到了盲字改革主题。敖小平同志谈到了新方案的定名问题，他说：“《带调双拼盲字》定名似有不妥，调是汉语语音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用“带”字似削弱了它的重要性，把调放到了一个附属地位；同时也没有反映出这个方案的整个内涵。是否可改一下名字？”黄老立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让我转告其他代表，考虑一下定什么名为好。

    第二天下午，当讨论这个问题时，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叫《中华盲文》，有人提出叫《汉语点字》，还有人表示希望用两位设计者的姓氏命名为《黄福盲字》，黄老连声说“不好，不好。”他提出是否可叫《汉语新盲文》，大家还是认为不妥。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还是黄老提出，定名为《汉语盲文‘七五'方案》。他解释说：“汉语盲文反映了这个方案的基本内涵，‘七五'两字有两个含意，其一，这个方案的草案是于 1975 年问世的；其二，这个方案又是在国家‘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的”。大家听后，一致表示赞同。于是，从这时起，《带调双拼盲字方案》定名为《汉语盲文‘七五'方案》。

    虽然会上原则通过了方案，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

（责编 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