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我与《盲人月刊》征文

《盲人月刊》伴我走人生
河北盲人 李东辉

    曾有一位记者问我：“能用一句话概况一下您是一个怎样的人吗？”面对这位年轻我许多的女记者，我略加沉吟，然后说道：“ 23 岁之前的我是一个找梦的人； 23 岁之后的我是一个找路的人。”“您的路找到了吗？”年轻的女记者继续问着。我淡然一笑，说道：“我的路永远在身后，对找路人而言，前方是没有路的。即便有，那路也是别人的。”女记者沉默。半晌，她喃喃自语道：“这样的人生需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这信心和勇气从何而来呢？”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信心和勇气来自《盲人月刊》。”女记者一怔，随即说道：“能讲讲您和《盲人月刊》的故事吗？”于是，我给她讲述了我与《盲人月刊》 16 年来的殷殷不了情。

    在我差十个月不满 23 岁的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中断了我的寻梦旅程。我以青春的热望与豪情挂起的七色帆唰的一下子落了下来。此后，整整 18 个月的日日夜夜，我这只生命之船在死亡之海的波峰浪谷间飘摇沉浮。 18 个月后，我带着累累伤痕，疲惫不堪的回到了生命的港湾。然而，天上那轮太阳不见了，我成了一个盲人。掐指一算，那时的我已是 23 岁又八个月的人了。

    失明以后曾不止千百次的考虑“活着还是死掉的问题”，无光的生命在生死之间徘徊、踌躇，蓦然间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在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不把这思考的过程和踌躇的脚步记录下来呢？于是我拿起久违的笔，开始了无目的的写作。所谓无目的，是说我还没有把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文学联系到一起，只是觉得有些念头和思考或许能成为将来做出生死抉择的理由。

    1987 年秋，一位大学同窗来看我，无意间他翻看了我的记录本，他兴奋地对我说：“何不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寄出去。”我问：“行吗？”他说：“怎么不行，我看挺好。”“那就试试吧。”我说。后来我果真把这些文字做了整理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并找来一些报刊编辑部的地址寄了出去。然而两三个月过去了，寄出去的稿子全无消息。正当我怀疑自己的表达能力，准备放弃这毫无价值的尝试时，却收到了一张 80 块钱的汇款单。女友告诉我是《盲人月刊》寄来的。附言栏里写着一行字——“此款为八八年第一期稿酬。”惊喜之余我陷入了深深迷惑之中。在我的记忆里别说给《盲人月刊》投稿，就连这刊物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盲人月刊》何以要寄稿酬给我呢？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盲人月刊》编辑部寄来的样刊，打开《盲人月刊》的汉文目录，在“文苑”一栏的头条赫然印着“盲杖 · 天使…河北盲人李东辉。”几经思量，几经揣测，我约略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两三个月前，我把一篇三千多字题为《盲杖 · 天使》的纪实散文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或许是因为稿子水平、字数等原因，报社将这篇稿子转给了《盲人月刊》。而《盲人月刊》的编辑同志居然刊用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至少有三点令我倍感庆幸。其一，一个偶然引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说偶然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我这篇稿子没有寄给《人民日报》，如果我没有遇到一位好心的编辑，我的稿子就不可能被转到《盲人月刊》。那么也就没有了我与《盲人月刊》长达 16 年的深深不了情。其二，倘使《盲人月刊》的编辑同志没有一副宽广、仁厚的胸怀，就不会用我那篇并不怎么样的稿子。要知道，报刊编辑部每天收到的来稿是可以用麻袋装的。其三，是盲刊帮我树立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自信心，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篇稿子的刊出，我恐怕早就放弃了文学创作，今天所有的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此后一年的时间，我又陆续把几篇散文寄给《盲人月刊》。说心里话，每寄一篇稿子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可《盲人月刊》的编辑并未因我的得寸进尺而厌烦，总是对我的每一篇稿子认真修改，细心润色，然后一一刊出。最令我感动和惊喜的是在 1988 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一张精美的贺年卡，署名是《盲人月刊》编辑苗雨生。一位主宰来稿生杀大权的编辑居然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寄贺卡，这怎不令我喜出望外，倍受感动呢？此后 8 年，我辗转全国各地求医问药，后又从乡下老家回到这个城市，我一直用心收藏着这桢贺卡。还有一件事令我很是不好意思，想是因了名字的缘故，自打接到苗雨生老师的这张贺卡，就一直认定她是一位男士，此后与之通信也一直以先生相称。苗老师也未予更正。直到三年前我与盲刊执行主编朱淑英老师通电话，请她转达我对苗先生的敬意时，朱老师才笑着告诉我，苗雨生老师是一位女士。

    回首失明后所走过的人生路，有许多第一是和《盲人月刊》联系在一起的。譬如，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在《盲人月刊》发表的；我收到的第一封约稿信是《盲人月刊》寄来的；我的第一篇获奖作品是在《盲人月刊》首发的（《记一位失明老人》）；还有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也是一位盲人朋友寄来的。他在信中说，从《盲人月刊》上读到了我的文章，觉得还不错，鼓励我多给《盲人月刊》写点稿子。他说：“《盲人月刊》是咱自己的刊物，是广大盲人朋友的良师益友，全国就这么一家盲人杂志，咱要好好珍爱她。”是的，《盲人月刊》是咱自己的刊物。她是一扇窗口，透过它，盲人朋友了解了社会，跟着时代一起走；《盲人月刊》是一束温暖的火把，她照亮了盲人的生命，开启了一双双心眸；《盲人月刊》还是一方舞台，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全国各地的盲人朋友。不仅如此，自打《盲人月刊》有了电子版，还让更多的人从网上了解了我们盲人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今年非典期间《盲人月刊》执行主编朱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节目的一位记者从网上看到了我在《盲人月刊》上写的专栏文章（东辉热线），他很感兴趣，想对我做一个电话录音采访，把中国盲人的生活、学习、精神风貌介绍给外国人。朱老师叮嘱我一定要把节目做好，因为我不仅仅代表个人，而且还代表着中国几百万盲人朋友的形象，带着朱老师的嘱托，我精心准备，认真对待，很顺利完成了这次采访。据说，节目播出的效果还不错。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从结识《盲人月刊》至今已整整 16 个年头了。 16 年来，是《盲人月刊》帮我在遭受失明打击后，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盲人月刊》记下了我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从《盲杖 ·天使》到《思念太阳》，是 《盲人月刊》 引领我走向一条文学创作之路，为生命存在找到一个栖身的港湾，也为活着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尽管我脚下的路还很窄，不那么平坦，但那终究是我自己踩出来的，这条路上有我的心血，也有 《盲人月刊》 为我所倾注的厚爱与希冀。

    值此 《盲人月刊》 创刊 50周年之际，我把心中的万语千言，无限感念凝结成一句话，说给自己，也献给 《盲人月刊》 的各位编辑—— 《盲人月刊》 让我们一路走好！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是《盲人月刊》创刊５０周年。50年对她来说，每年都是一个崭新的早晨，涌动着清新，涌动着活力，涌动着编辑部与盲读者、盲作者至亲至爱的撒满光明的手足深情。

您早——《盲人月刊》
—— 纪念《盲人月刊》创刊５０周年
浙江盲人 吴百孙

    １９８６年，我在省残联会议上听说北京有一家《盲人月刊》杂志，喜出望外，立刻把夹有两毛钱的信塞进了绿色的邮筒。编辑部收到两毛钱后，竟一连１２个月寄给我１２本《盲人月刊》。够朋友。    

    事隔几年，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作家进修班学习。一天，教授在讲评学员作业时，破例亲口朗读了我写的散文《梦缘》，给予了相当好的评价。我受宠若惊。想到了《盲人月刊》。当天就请同学抄写了一份，寄给编辑部。

    《盲人月刊》真就在１９９５年２月号刊发了我的这篇散文。这或许就是缘分吧。从那时起 ,我开始订阅全年的《盲人月刊》，至今未曾中断。

    《盲人月刊》爱我。远在我创作初期，作品扁平苍白、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时，它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冷淡，及时予以鼓励和鞭策。《盲人月刊》成了我放马练兵的绝佳平台。   

    今天，我找出当初《盲刊》发表的小说，不觉难以相认——我当初是这么写的吗“如此丑陋，编辑们怎么就看不出呢？”记得有个作家因一篇小说出了名，１０年后，人们再跟他聊起这篇小说，这名名作家羞红了脸说：“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今天，当我重新摸读自己当初的作品，尽管稚嫩地让自己脸红，但我绝不会钻地洞躲起来。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见证了《盲人月刊》与我之间的朋友真情。知遇之情山高海深。    

    我爱《盲人月刊》。为它写稿，我总是反复推敲，一丝不苟。总想让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探寻，化成一种盲人读者欣赏文学美的乐趣。

    每回结识新盲友，我总会问“订《盲人月刊》了吗？”。总会建议他花点钱、花点时间，订一份看看。

    省盲协在金华市召开年会时，我得知委员们没订盲刊，讨论时，我抛开会题，单单说了《盲人月刊》与盲人与事业。几天后，省残联组联部几次打长途电话，向我询问订阅《盲人月刊》的有关事宜。从此，省残联年年拨款，免费为每个省盲协委员订阅刊物，并成为一种制度。    

    ２００３年９月上旬。作为中国残联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我苦苦思忖向大会提什么建议？与会的盲人代表不少，别的建议他们都会提出，但是，有一件我敢保证，９８％的代表不会想到。我的建议是：为了把《盲人月刊》办得更好，为了更好地丰富盲人的文化生活，有关部门应该向《盲人月刊》政策倾斜，打造一支过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盲人创作队伍。

    我说：“全国１３亿人口——６万作家；９００万盲人——几十个作者。盲人作者的严重失衡与泱泱大国不相称。不能让盲人作者自生自灭的现状继续下去了。

    我说：“中国残联、文化宣传部门应该对《盲人月刊》增加财政支持，让《盲人月刊》有实力多举办笔会、讨论会、征文一类活动，从中发现、培养、造就一批青少年盲人作者。为《盲人月刊》提供雄厚的后备创作人才。”

    “鉴于各省作协门坎太高的现实，中国残联能不能考虑以《盲人月刊》为平台，由编辑部牵头筹建‘盲人作家协会'或‘联谊会'，类似于地、市一级松散的作协，逐步把那些有创作能力的、基础扎实的盲人作者都吸收进来。给他们一定的压力与动力……”

    我爱《盲人月刊》，热切地期望《盲人月刊》为繁荣盲人文学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我不会忘记，当我听说自己要去北京出席代表大会后，便迫不及待地电话告知了编辑部，我说想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见见面、握握手。没想到，代表团抵达北京还不到２４小时，苗编辑就赶到京西宾馆看我来了。更没想到，朱编辑也一起来了。

    会议连头连尾５天，苗编辑来了三趟。我们谈《盲人月刊》、谈盲人、盲文、谈社会、家庭婚姻，真是无话不谈。

    然而,话题一切入“家庭”,我的心猛地紧缩。“要老娘还是要老婆？说！”想到老婆的吼声，后脊梁直冒冷汗。冷静下来，我也清楚，妻子其实不错，只是说话咄咄逼人，不给人以丝毫的回旋余地。然而，冷战时间一长，我又不能不做着艰难的选择-----成全老婆，好和好散。

    我深知，爸爸在世时，我关照妈妈并不多。爸爸走了，我是长子，我的身躯必须是为妈妈遮风挡雨的一堵墙。

    “孝子啊……”苗编辑听着我的述说动感情了。为了一个盲人行将破碎的婚姻，她捧出了自己那颗赤诚的、做女人的心：“一个盲人，成个家不容易啊……做一个女人，为人儿媳、为人妻子、为人母亲，不容易啊……做盲人的 妻子，你说容易不？家里的事，包括你所承诺的，最后是不是还得靠她来做？她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你能不能处在她的处境想一想……”

    会议结束。离开京西宾馆登火车前几个小时，苗编辑还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我，处理家庭问题要冷静。那一刻。我的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

    回到浙江，终于在一个云开日出的清晨，我抓起电话把喜悦告知编辑部：是《盲人月刊》为我圆了濒临破碎的婚姻；是《盲人月刊》为我托出一轮升起的朝阳；是《盲人月刊》为我展示宁静的彩霞。    

    2004年3月15日是《盲人月刊》创刊50周年。50年对她来说，每年都是一个崭新的早晨，涌动着清新，涌动着活力，涌动着编辑部与盲读者、盲作者至亲至爱的撒满光明的手足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