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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六）
内蒙盲人 董秀阁

    商荣杰同志并没有因为他自己的意见未被接受而气馁。会后他通过一封封书信，向大家继续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态度之诚恳，说服工作之耐心、细致至今仍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努力下，一些同志对此问题逐渐有所认识，黄老经过反复研究、思考后，认为商荣杰同志的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他根据自己对盲人摸读生理、心理规律，盲字布点的合理性以及词形优化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结合商荣杰同志的意见，对“七五方案”作了新的改进。在会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黄老曾先后 5 次对方案作了重大调整，后来，终于决定将韵方的 3 、 6 调式改为 5 、 6 调式，使词形的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方案于 1970 年 9 月在张家口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盲改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后被称为“七五修正案”。

    采用 5 、 6 调式的“七五修正案”与过去相比，在词形优化方面有了大的进步，然而在其他方面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调号点位变动给初学者的认读增加了困难，延长了熟练掌握的过程。究其深层原因， 5 、 6 调式不符合盲人的摸读心理，此外对轻声的处理增加了学习者记忆的负担，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难以熟练掌握。不仅如此，这个方案包含的缺陷词形还是相当多的。经过一段实践，不少同志提出，希望能再找到一个既坚持了 3 、 6 调式又能使词形进一步得到优化的更好的方案。优化词形的研究，仍然在用 3 、 6 调式或 5 、 6 调式这两个方面的争论中进行着。

    这期间，张德辉、唐棣、李新等同志也都先后提出了各自的方案。特别是李新同志曾设计出多种方案。

    黄老对所有提出的方案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在对每个方案进行研究前，他总是要先把字母表熟背下来，掌握了拼法后，再做各种测试和权衡，以从中找出其优点和不足。他总是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将其中有益的思想加以综合、提炼，并上升到新的高度，以为方案改进所用。他不止一次称自己为“加工厂厂长”。

    黄老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一定坚持；然而他一旦认识到什么东西是错的，即使是他曾坚持过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改正，并从不掩饰自己的失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起商荣杰同志在进一步完善“七五方案”工作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和自己在“后单行问题”上曾有过的失误，以及对标调问题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深化过程。 1991 年 7 月，全国第三次盲改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多数代表反映，群众要求将 5 、 6 调式改还 3 、 6 调式。会议采纳了李新同志对方案的调整建议，使同时恢复 3 、 6 调式和取消后单行结构成为可能，又在词形的优化和布点的合理性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这个方案在本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因会议在北京香山举行，故本案被称为“香山案”。

    会后，黄乃又根据大家的实践结果和反馈意见，对方案字母表先后做了四次“微调”。

    1992 年 6 月，在京召开全国第四届盲改学术研讨会。“香山修正案”成为我国盲字改革方案的最后修正案，于本次会议正式定案，并最后定名为《汉语双拼盲文案》。

    后来的实践和科学的测定，都充分证明了这个方案的各项指标均优于以前各案，相比之下堪称最佳。用黄老的话说就是：“最大限度，综合平衡地实现了四条标准。”

    我做了一下估算，这个方案从设计之初到最后定案，连同先后被淘汰的几十个方案及方案的雏形诞生以后的几十次大的调整、小的改进，总计至少经历了百次以上的变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每一个字母和符号的安排都是经历过反复推敲，根据使用频率、词形优化和使用者的实践结果等方面权衡后才最后定位的。这个方案实在是来之不易的啊！当您学习和使用它时，希望您能想到这一点。

    对这次盲字的再改革，我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著名特殊教育学专家曾这样评价：“根据我所掌握的各国盲字的研究情况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盲字的研究，也没有像我国这次盲改工作这样耗用时间之长，参与面之广，理论研究之深入、细致和多方面，数以百次的方案调整，在世界盲文史上，当数首例。”他预言到：“这次盲改工作，不仅会给我国盲人带来巨大福音，而且对世界各国盲文的发展，也将会提供有意的借鉴，而作为我们这次盲改的总设计师和“加工厂厂长”的黄乃同志，他的名字也将会铭刻在世界盲文发展史的史册上。”

（全文完）

责编：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