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本期特刊

左权盲人宣传队人物素描
北京 左权

     太行山很大，活动在太行山上的盲人宣传队很多。左权县盲人宣传队便是其中之一。在农村文化单位经营境况普遍不景气的时候，左权盲人宣传队还能依旧执着地活跃在太行山间，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传播优秀民间文化，想起来，就令人感动。他们之中一些人的身影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为他们写点什么的冲动……

     喜兆

     拉着盲母去听盲人宣传队的演唱是我童年时代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母亲记性好，喜欢唱，也喜欢听唱。她与宣传队的几乎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人演唱家们一旦进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王生彪的父亲是宣传队的队长。每次开演前，锣鼓声之后，都是王生彪的父亲先讲话："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

     那时候国营单位、国有企业的效益都还不错，只是还没有电视，人们的文化活动很少，于是盲人宣传队常在县城各单位巡回演出，一演就是半个月。

     王二小是那个年代最受人欢迎的盲人艺术家。他的一只手上长有六个指头。

     王二小40来岁，眼睛略略能看见一点路，也由此成了宣传队的向导。一对盲人走在街上，光头王二小总是最前面的那个。

     盲人宣传队里没有女性，所有节目中女性角色都由王二小担任。他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表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与喝彩，他是那时小城最出彩的演员。

     喜兆是吹唢呐的。30多岁了，可能攒了一点钱，有人就撺掇他娶妻，妻子是患有精神病的"疯桂珍"。20多岁的"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乱走，喜兆为妻子操碎了心，受尽了累。两人也没法过夫妻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境遇里的喜兆吹起唢呐，高亢里就多了一层悲凉。

     喜兆的两个弟弟和两个舅舅都是盲人，也都是在这支宣传队里，他们共同来自南乡的一个名叫"石暴"的小山村。许多年后我乘车经过那里，看到高山深谷，落寞人家，脑子里立刻浮显出五个盲人的形象。

     喜兆的俩舅舅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一人一根竹杖，相互搀扶着出双入对，我便不能将他们独立了看。至今想起来仿佛他们生就的连体人一样，默默而寸步不能离开地行走在我记忆的深处，唱着无声的、命运的挽歌。

     喜兆的一个弟弟性情怪异，在宣传队呆了不长时间，独自跑单帮了。一次，他来我家撺掇母亲和他去卖艺，被我骂出了家门。

     母亲那时是不是真正萌动过跟流浪艺人四处漂泊、寻找她另一个理想意义上的生活，我不知道，也不愿问。但从心里来说，我至今都不会接受母亲离家流浪，靠说唱为生的生活。尽管我从来没有鄙薄过盲艺人。但想起喜兆来，想起他被我骂出家门的情景，我心中却时常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

老队长

     记忆里王生彪的父亲、左权盲人文艺宣传队的老队长，40多岁，话不多，嗓门也不大，常常独自迟缓地摸索在他有些暗淡而空阔的老屋里。一旦他下乡演出，我就许多日见不到他，当然也不会想起要见他。

     其实真正与他聊天还是最近的事。孩子时侯，他是长辈，和别人说起他，只说"生彪的爹"；现在他虽然依旧是长辈，但我长到可以和他平等对面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王贵明。

     老队长生在穷苦人家，13岁那年双目失明。他的三弟8岁的时候被父母以一担米的价格卖掉了。而同一时期，家里却花了一担八斗米，将他这个盲孩子送到武乡县拜师学艺。这是1944年，他的师傅是当地有名的盲艺人，一直活到90多岁，前两年才去世。

     1946年，太行山上武乡、襄垣、沁县、左权、榆社五个县的盲人宣传队搞联合，许多的盲艺人相聚一处交流，这对年轻的王贵明是个好的机会，由此他对太行民间音乐、戏曲、曲艺有了广泛的了解。

     1947年，王贵明回到了左权县盲人宣传队。

     王贵明当上宣传队长的时候才24岁，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那时候宣传队有将近40人。大约有四五年的光景，政府给他们特制了证章，上面有五角星，他们佩带在胸前，无比地自豪过。

     政府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转了市民户口，王贵明进城结了婚，买了地主老财的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老队长一生唱过无数的节目，从早年的《地主不会吃饭》、《百团大战》、《大军南下》、《蒋军必败》，到近年的《反腐败》，老队长对党、对新社会充满感情，党叫唱啥就唱啥。

     老队长一直到65岁才从队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今年72岁的他本来早该退休了，但身子骨好好的，腿一点都不累事，儿女们成家立业了，他呆在家里也寂寞，所以就依旧跟着大伙游走四乡。

     老队长是解放前那拨盲艺人里惟一健在的，也是我幼年时代所熟悉的那伙盲艺人里惟一健在的。

     老队长或许也是今天太行盲艺人里惟一有家室的，尽管他的盲女人先他而去。

     不过，最让老队长伤心的大抵就是他的长子王生彪在27岁那年遇害身亡的事了。老队长说："可能发生在1981年吧？生彪属鸡，活着也40多了。但案子至今没有破，20年了，我都不知道谁杀了我的儿子。"

     二弟

     二弟和我一样，是在太行盲人宣传队的唢呐声里长大的。可是，长大后我离开了太行，而二弟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其实二弟可以不与他们为伍。家里供他在省城读完了盲校，并学了保健按摩。毕业后，他在一家大型浴池做活，收入也过得去。

     但二弟执意要回到乡下，为此，与一位恋着他的聪明的盲姑娘分了手。二弟把自己融进了那群流浪的盲艺人里，并成为其中最优秀的歌者与乐手。

     从1995年到现在，二弟在太行山上游唱了六年，背着被卷不分寒暑，将全县360个村庄走了六遍。

     二弟最早学的乐器是弓弦类的，进了盲人宣传队，就喜欢上了唢呐。喜兆主吹，他也跟着吹，无师自通。

     喜兆和他的三弟都在盲人宣传队，他姐姐生的孩子依旧是盲人。他们家三代里出了六个先天盲，并且只遗传男性，不遗传女性。二弟说盲艺人们经常逗喜兆，说他们家是"六兄弟"。

     1998年，"六兄弟"里的喜兆只有55岁，却因肺气肿而卧床不起。这时候，二弟已经成长了起来。他到那个名叫石暴村的小山村看望喜兆，喜兆喊着："我去了，把位置留出来，给你！唢呐是咱盲人宣传队的精气神，一路辛苦一路累，一路风雨一路吹。火辣辣的情，亮堂堂的声，带领咱们盲哥们找光明！"

     除了唢呐，二弟一样拿手的是他自拉自唱的晋剧。《下河东》、《打金枝》是最受老乡们欢迎的，二弟依靠磁带学会了演唱，并可以操晋胡给自己伴奏。他的表演很出味道，是盲人宣传队节目里的经典。

     他们也自编一些针砭时弊的说唱节目，比如现在腐败现象严重，他们也编唱出来，挖苦腐败分子。然而，有些人是不乐意接受这样的节目的，尽管老百姓很欢迎。

     二弟说每一个村里对盲艺人都不特殊照顾。因为大家行动不便，住在一起互相间有个照应，所以一般不分散住。过去住大队办公室，现在没有了，就住学校。夜里将孩子们的课桌一并，走了一天又唱了半宿的盲艺人们很快就睡着了。

     条件好一点的村庄安排他们到饭店吃饭，条件差的就将饭派到家户。好说话的人家就派的多一些，渐渐地有些人家也变得不太好说话了。不过二弟说，这些他们理解，老百姓日子都不容易。

     如果遇到农忙的时候，村里没有时间安排他们，他们一到，只要天气还早，村长就赶紧给了钱，连忙打发他们继续上路，到下一个目的地去。这样，有时候他们一天能走四、五个村子。

     村里一般都给一二百元，再差的村子也会管吃住再给三、五十元。村里不愿落下不热情的名声。

     一段时间政府为盲人宣传队招收了几位明眼姑娘，一边从盲艺人身上学艺，一边照顾盲艺人的生活。 但是姑娘们跟着盲艺人们四处游走，所到之处有时不免受到野性孩子的骚扰，不久，又只剩下一群盲艺人了。

     二弟属鸡，32岁了，没有成家，他用自己游走四方得来的钱贴补母亲。我建议他上长春的盲人艺术大学，但他更愿意自己的戏、自己的唢呐声回荡在太行山的山山水水间，他自己唱着，吹着，行走在太行山他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大地上！

     我想：这或许正是左权盲人宣传队新老盲艺人长期共有的情怀。

     相关链接

     左权盲人宣传队成立于1938年。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后，盲人宣传队有盲艺人38人，分五个小队在左权县全境巡回演出。同时还远渉阳泉、榆次、祁县、文水、太原、清徐。

     1955年，人民政府为盲人宣传队中工作时间长、在战争年代做出较大贡献的18位盲艺人办了商品粮手续，使其老有所养。

     1984年夏，在县政府为使琴书表演艺术后继有人的关怀下，盲人宣传队曾吸收明目女青年数人。

     1987年，晋中音乐家协会为盲人宣传队的传统保留曲目《王贵与李香香》、《梁祝姻缘》、《三女婿拜寿》录音存挡。

     1989年，晋中电视台为盲人宣传队摄制专题片，并在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

     1990年底，盲人宣传队入住原左权县大操场戏台改建的固定活动场所。其负责人为王玉忠、程玉文。

（来源：《左权县文化志》，由左权县文化艺术中心 田建林提供）

阿炳还活着
--听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
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田青

     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

     那是个夏夜。在左权县一座破戏台的院子里。从屋里拉出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挂在戏台的山墙上。昏黄的灯下，是一张破旧的圆桌。桌子上，摆放着乐器。六、七个盲人围桌而坐。

     先是器乐合奏----唢呐高亢嘹亮，往来奔突；笙裹着唢呐的旋律，如影随形，滴水不漏；二胡隐忍在混沌中，偶尔插着空子；板胡像"闹社火"队伍里男人装扮的盛装少妇，妖冶而招摇；三弦颗粒状的声音像一串珠子，迤俪不断；锣鼓，总像是一辈子没捞着敲的样子，生生把夏夜的宁静敲了个粉粉碎。这一切，和我在华北其他农村听到的鼓吹乐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我的工作，我礼貌地听着，并没有抱任何期待。我甚至在心里开始默默构思听过音乐之后我必须

     要说的话："不错，很好，大家很不容易……再接再厉……"

     这时候，鼓吹乐结束了。一个大约三十来岁、敦敦厚厚的汉子拉起了二胡。他昂着头，一双瞽目似乎望着苍穹。一段过门之后，他开口便唱："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去没人戴……"

     这是民间小调《光棍苦》。从他唱出的第一声开始，我便被那声音震撼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他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高音区雄劲刚烈，中低音区浑厚、坚实、略带沙哑，充满磁性，转折处如云天裂帛，低回处如巨石夯土。也许，正因为他看不到观众，不能与观众交流，所以养成了他向天而歌的习惯。也许，正因为他无法眉目传情，所以他没有现在许多职业演员和歌手的毛病，没有丝毫的做作、虚伪和职业化的表情。他似乎不在意你听不听，喜欢不喜欢。他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听他的歌唱，你觉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灵魂在唱，用他的整个生命在唱！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家家户户都吃饺饺。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吃的是面条条。"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眼泪开始流下面颊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流泪。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真实。每当我不经意间在艺术中与它邂逅，我都很难自已。让我庆幸的是，这两个字其实真的很难遇到。但今晚，在这座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山下，我听到了真实的歌声。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和他的盲人伙伴都是光棍，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发自他的内心；他的歌声是真实的，没有被专业音乐教育用"科学"的锉刀打磨掉个性的毛刺。悲是真悲，声是真声。十二个月，十二段光棍的凄凉心情和凄凉故事，用一段与《绣金匾》近似的曲调反复唱了十二遍！但是，人们居然没有听够！

     昏黄的灯光下，音乐在生它养它的这片热土上自然地流着，刮着，就像山野林间的水，就像田边小路上的风。我忽然感到，我面前的这些盲艺术家，就是师旷再世，阿炳重生。

     公元前6世纪，师旷，这位被后世的音乐家们尊为乐圣、乐神的盲音乐家，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音乐的神话，也开创了盲人与音乐相连的历史。其后，在中国--不，岂止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音乐都和盲人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人们常说造物者是公平的，丧失了视觉的缺憾通过发达、细腻的听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而被迫关闭了"心灵的窗口"，反而使心灵在绵绵的暗夜中沉淀、发酵、升华，最终化为动人心魄的旋律。就像寒冬催生了春天一样，暗夜也孕育着光明。上世纪后半叶，第一次听到二胡曲《二泉映月》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以手掩面，涕泪横流。据说他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这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随后，这首盲人创造的乐曲，逐渐走出国门，成了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现在，只要提到中国民族音乐，《二泉映月》恐怕是第一个跳进人们脑海里的曲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知道"瞎子阿炳"的比知道他的本名"华彦君"的人多，知道《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比知道其他任何一首民族器乐曲的人多，但能想到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常常是盲人创造的，恐怕很少。

     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假如阿炳还活着》，在这个夏夜，我终于看到了活着的阿炳。

     盲艺术家们继续唱着，除了悲哀，当然还有欢乐，甚至还有爱情。《大实话》、《吃枣糕》的诙谐、幽默，《打假》中对现实生活的关心，《窦仙姑》中对封建迷信的揭露与鞭挞，都令人印象深刻。冯梦龙在为辑集《山歌》所写的《叙山歌》中说：世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他们演唱的左权民歌《开花调》，让人又一次领略了民间艺术的精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半碗黄豆半碗米，端起了饭碗就想起了你。
     西瓜开花满肚红，不图你东西光图你人。
     玻璃开花里外明，小酒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当歌手把现实生活编到歌词中去的时候，周围听歌的人都笑了起来：

     "手表开花胳膊上戴，十八上想你到现在。
     小野鹊飞上电线杆，打电话容易见面难。"

     最后的一个节目，是左权琴书《冯魁卖妻》，还是由开头唱《光棍苦》的刘宏权主唱。他像一切真正的民间艺术家一样，有一种从骨子里流露出的尊严，他端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山，像一座紧闭着门窗的廊庙。然而，他只要一张口，你就必须跟着他走，他用他的音乐，勾魂夺魄。

     依然是那高亢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的却是三百多年前的故事：
     "崇祯登殿民不安，一连三年没收田。第一年大旱没下雨，第二年五谷田苗被水淹，就数这第三年的庄稼好，五月里又被蝗虫吃个干……"

     这是一段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是一段人类口口相传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段三百年的时间都冲刷不掉湮没不了的血泪史。故事的两个主人公男的叫冯魁，女的叫李金莲，是一对曾在中国古代戏剧中反复出现过的名字。在这段故事中，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当冯魁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束手无策，被迫想到卖儿女的时候，歌声中的悲凉，已经撕心裂胆！

     刘宏权高昂着头，双手拉琴，一个人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音色模仿着这对夫妻间的对话：
     "女：难道活活等饿死？丈夫呀，咱这俩孩子太可怜！
     男：夫我倒有一条计，说出来恐怕你心酸……我有心卖了小贵姐……
     女：这女孩能卖多少钱？
     男：我还有心再把咱儿保安卖……
     女：丈夫呀，咱冯门岂不断香烟？"
     世间事，恐怕再没有比卖儿鬻女更悲惨、比卖儿鬻女前父母的商议更不堪的了！都是自己的骨肉，能舍得那个？更何况，那二胡的呜咽与歌声的撕扯，把这对夫妻的感情冲撞渲染得淋漓尽致，如在眼前。男人痛苦的决断，女人无望的反驳，已经使听众泪眼婆娑。就在这时候，走投无路的男人唱出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句：
     "我有心再把贤妻你来卖……"
     所有的听众都屏住呼吸，听那男人幽幽地唱出他心底的声音：
     "让你求上条生路好多活几天……"

     这是一个多么悲痛而又伟大的理由！这是一个丈夫多么困难而又难堪的决定！为了给妻子一条生路、为了能让妻子多活几天，一个丈夫不得不卖掉自己本该养活的心爱的妻子，卖掉自己儿女的母亲！多年前，读郭沫若写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的文章时，记住了一句话，是形容蔡文姬在终于可以回归家乡但却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孩子时的感受："绞肠滴血般的痛苦"。此时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人间的大悲痛。

     次日，我回到了北京，但这段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故事、这些盲音乐家们和他们饱含感情的声音、没有表情的表情，却一直跟着我。一个月之后，我又一次专程来到左权，和他们一起下乡。当我搀扶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鱼贯而行的时候，当我和村庄里的乡亲们混坐在一起围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当我又一次在那座破败的古戏台下听他们歌唱并为他们录音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师旷的后裔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而尊严地生活着，我亲耳听到当代的阿炳们在用他们美好的艺术回馈着社会。像遍野的春草一样一年一年地传承着绿色。而这绿色，不就是杜甫眼中那野火烧不尽的绿色吗？

责编 : 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