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永远的怀念

黄乃的最后岁月
《华夏时报》 刘红庆

     安琳："黄乃……黄乃……天意难违"

     通常，对于已经87岁的黄乃来说，要保证每天下午有充足的睡眠。但是猴年正月，迎来送往，不断的电话拜年，他的正常而规律的作息被打乱了。正月初五（1月26日）下午，黄乃的老部下、盲文出版社82岁的陈少怀提了些水果来看望黄乃，虽然只说了五六分钟的话就匆匆走了，但是黄乃的午觉却没有能够再睡踏实。

     4点来钟，内蒙古盲人协会主席董秀阁打来电话，告诉黄乃：呼和浩特有一个名叫陈希海的盲人，70多岁了，早年上过青岛盲校、上海盲校，会六种盲字。经过多年的学习比较，陈希海觉得《汉语双拼盲文方案》是最好的、最科学的。陈希海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感受，董秀阁就与《盲人月刊》联系，《盲人月刊》已经答应发表这篇文章。这个事虽然不大，但对于致力于《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研究与推广的黄乃来说，是值得兴奋的事。

     放下董秀阁的电话，黄乃激动地向妻子安琳复述这个令他高兴的消息，一边兴奋地复述一边就觉得头疼，开始出汗。安琳马上为老伴服用了降血压的药，并且叫了120。不到5点，120急救中心的医生赶到，黄乃的心跳、呼吸、血压就都没有了。一边抢救，一边往急救中心送，到了急救中心，心跳恢复了，但是没有自动呼吸，用呼吸机维持了4天，到1月30日，黄乃的胃也开始出血，家人主动关闭了呼吸机。至此，黄乃--这个为盲人教育事业付出毕生心血、创制《汉语新盲字》并用更科学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推翻之的"新中国盲文之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月17日，记者在八宝山菊花厅见到了最后的黄乃，他覆盖着党旗躺在花丛中，四周紧密摆放的花圈上，有许多耀眼的名字，但是黄乃看不见，不是今天他才看不见，很多年了，他就生活在没有光的世界里。

     他的妻子安琳在黄乃就要被推出菊花厅的时候，一遍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黄乃……黄乃……黄乃……"但是黄乃没有回应。这，安琳是知道的，她在敬献给丈夫花篮的缎带上写着"天意难违"四个字，让记者心里略略一惊。

     黄与群："她就是我真正的妈妈！"

     安琳在电话里一提黄乃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他给我的太多了……"安琳哭了，"我现在一点都记不得他有什么不好。我对不起他，他这样风烛残年的人，一点点小事不注意就……我懊悔极了，但是一切都无法挽回……"

     安琳29岁时丈夫就牺牲了，那年她的女儿才六个月。1961年，她带着女儿孙连妮跟黄乃结合，比孙连妮小、但已经六岁的黄乃与第三任妻子生的孩子也从外婆家回到北京。于是，安琳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家，是一个盲人的妻子，一个六岁男孩的继母。当年的这个男孩现在已经48岁了，搞电子工程，叫黄与群。记者打电话与他说起安琳，他说："从感情上讲，她就是我真正的妈妈！"

     安琳说："我和我儿子都不是多么坚强的人，黄乃走后，我一直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流泪。我儿子看见我流泪就往我身上扑，我哭，他就哭。"安琳说这话的时候，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在似哭似笑间，记者能够感觉得出她在温情中的幸福。

     听说杨绛有一本书叫《我们仨》，安琳觉得自己一家虽然没有杨先生家那么有成就有学问，但是自己家的故事也很多很多，她想写，想表达，想把与盲人黄乃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故事变成文章。

     黄乃属龙，安琳属马，但是黄乃比安琳大不了两岁。黄乃87岁的时候，安琳也86岁了。晚年的黄乃与安琳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一个是了解历史，一个是神游世界。他们订阅了《炎黄春秋》，这是一本讲近现代历史的杂志，但是有许多新的观点与思考，能够还原许多历史的细节。他们更加喜欢的一本杂志是《中国国家地理》，"我真是太喜欢了，图片的画面非常美。"安琳说，"黄乃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给他念，给他描述，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神游，虽然我们连九寨沟都没有去过，但凭借《中国国家地理》的指引，我们可以展开幻想的翅膀，领略世界美景，甚至设想未来……"

     邓朴方："这是黄先生的福气。"

     更多的时候，黄乃的主要工作还是关于他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推广，他说过："我也进入了晚年，还有点冠心病，如不能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盲文奠定坚实的基础，有愧于前辈对我的期望，有负于广大盲人群众之重托，死不瞑目！"

     黄乃坚信《汉语双拼盲文方案》是最好的，他说："这个方案巧妙地将国际公认、最便利于盲人摸读的盲文形式同汉语的民族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它最大限度、综合平衡地实现了'词形清晰、音义准确、少方少点、好学好用'四条设计标准。"

     一直陪伴父亲多年的黄与群说："1995年以后，盲字推广实验形势很好，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出了试行推广的通知。有的专家与领导还希望尽快结束原来盲字的使用，以使得双拼盲文推广得快一点，他们认为，长期双轨运行，大家就会对原来的盲字有更多的依赖。"

     黄乃虽然创制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但是如何将这套方案传授，他希望一线的教师能给出一套系统的卓有成效的方法。但是，试验开始后，教学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一是方言区有些教师对声调把握不准确，过去习惯不标调的方法一时改不过来；一是一次教的量也过大，学生接受起来有困难。这些意见反馈回来后，有关部委于1999年又发了一个通知，让各地正在试验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暂缓实行"。黄乃知道了这件事，埋头把造成教学困难的原因

     分析出来，2000年写了《中国盲文向何处去》的长文来表达自己的忧思。黄与群说："父亲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他只要找到机会，就宣传《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优越性与推广的紧迫性，他特别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成功推广。"

     2003年，黄乃做了很多试验的准备工作，根据学生实际，设计了盲校一年级应该教哪些内容，二年级应该教那些内容。黄与群说："父亲准备好一切，就是等着有关主管部门来启动这件事。"

     2004年春节，过了87岁生日的黄乃特别的高兴。黄与群说："国家经济形势好，教育部里来看望父亲的同志说国家教育经费充足，父亲乐观地认为，再次推动《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试验的时机成熟了。那几天，原来的老骨干频频打电话，一个是拜年，一个是畅想《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美好的未来。处在劳累与兴奋中的父亲，就这样走了。"

     黄与群告诉记者，1月26日，黄乃到了急救中心，中国残联的领导就不止一次到医院看望，组织了专家组与急救中心的专家一起为黄乃会诊，在残联专家的建议下，调整了治疗方案。

     1月29日，邓朴方亲自到急救中心听取专家和家人的汇报。当黄与群告诉邓朴方父亲是为了工作去世时，邓朴方很有感触地说："这是黄先生的福气，能够在工作中这样离去，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享受这样的福气！"

和黄乃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滕伟民

     1983年，29岁的我走进了民政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办公室，在林太秘书长的引荐下，我见到了黄乃副主席。

     在见到黄乃之前，林太秘书长带着尊敬的口吻向我介绍说："黄乃被中国的盲人称为'黄兴之子、盲字之父'，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对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的军事、经济做出过准确的分析，得到过毛主席、周恩来的好评，黄乃先生又是中国盲文的发明者，数以百万计的盲人使用他发明的盲文。"

     黄乃先生缓缓的从宽大的写字台后站起，身材高大而魁梧，一头白发整齐的向后梳着，眼窝深陷面容慈祥，听了林太秘书长的介绍后，他问起介绍我到协会的一位新华社领导的近况，随即很自然的谈到了布莱尔点字及中国盲文，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铜制的写字板，递给身旁的秘书许连明，随着他报出的点位，许连明不断地扎出一串字母，打开写字板，许连明把一张牛皮纸递到我手里，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摸到了盲文，它是用6个凸点通过点位不断变化而表现出的一种符号，符号分别代表汉语拼音的所有声母和韵母，点位的变化非常有规律。黄乃主席把一组一组的符号给我认真的讲解，使我很快的掌握了它。接着他又告诉我这套盲文的三个规则，他说："这套盲文为现行盲文，为了区别于解放前的心目克明盲字这套盲文也称为新盲文，它是我1952年提出，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的，在国内已使用了30年，这块盲字板我也使用了30年，现在送给你吧。"这就是我与黄乃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向黄乃先生学习外事工作

     1984年，我作为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副秘书长，受民政部外事办公室的委托接待日本盲人协会代表团，我向黄乃副主席特别汇报：该团团长--日本盲人协会主席谷村长洪曾做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山西作战，由于炸弹爆炸双目失明，此后村谷长洪转而长期做反战工作，对中日邦交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北京饭店，我接待这支来华访问的日本盲人协会代表团，心情异常复杂。

     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和所有东北人一样，我家和日本鬼子有着深深的国仇家恨，我爷爷就死在日本警察手里，由此，我父亲那一代兄弟五人，先后参加革命。我从小以日本为最痛恨的敌人，盼望有朝一日上战场，为爷爷报仇。只是生不逢时，没能赶上疆场杀敌的岁月。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着，日本盲人协会代表团已步入大厅。

     我迎上去与团长村谷长洪握手，没想到的是当我转身把他介绍给我的领导--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乃先生时，村谷长洪后退一步，立正鞠躬，然后才伸出双手和黄乃副主席紧紧握手。

     黄乃副主席是日本问题专家，他用熟练的日语和村谷长洪交谈，村谷长洪则把每一个团员介绍给黄乃，言语间充满着尊敬，我挺胸背手站在黄乃与谷村之间，虽是不卑不亢，但心里还是不停地拿他们和日本鬼子比较。

     宾主落座，一道清茶之后，黄乃先生致欢迎词，大意是：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盲人之间也应加强往来，共同走向光明。讲完话黄乃先生举起酒杯，向每位日本人敬酒，我叫过服务员，"给他们团长换一个大杯，让外宾好好地尝尝我们的茅台！"我端起满满一大杯酒，递给村谷长洪，对他说："你们过去都是军人，先干了这一杯。"村谷长洪刚端起杯时有点发愣，听到翻译把我的话说完，他马上响亮地回答："哈依"。随即和黄乃先生碰杯之后一口喝完，看着他一口吞下一大杯白酒，我心里高兴，马上叫服务员，给我也换大杯，我再敬他一杯。我心里想看他的笑话，等我把酒杯端到他面前时，村古长洪说："对不起，我先讲几句话，然后再和你干杯。"

     他用一半儿中国语一半日语的话开始讲演："尊敬的黄乃太君，尊敬的每一位中国客人，我首先向你们表示一个愿望，过去我们曾侵略过贵国，实在实在对不起。"老人仰起脸来，似乎面对着苍天，继而突然一个鞠躬，深深地越过了90度，就这样弯腰、低头不再起来。

     一刹间，我和服务员都愣住了，简单的几句话透着诚挚，低下的满头白发似乎还在微微颤抖，从他背后胸腔的起伏，能看得出他在低声地抽泣。我把这一切告诉黄乃先生，只见他迈开大步，一伸手把村谷长洪扶了起来，用日语说："一切都已过去，我们是朋友。"两位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满场掌声雷动。

     回到席前，我又重新端起酒杯，对村谷长洪表现出"宽大政策"，真诚地说："我干杯，你随意。"我把一杯酒喝完，村谷长洪也把一杯酒喝完，那天他真的醉了。

     后来我陪同他们参观了盲人按摩医院、盲人学校，盲人福利工厂，也陪他们游览了长城和香山，那如火的枫叶使老人流连忘返，老人说："在中国的山西也有这样的红叶，在日本的北海道也有这样的红叶，红叶年复一年地记录着人类的历史，我们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珍惜和平、热爱和平、也热爱这如火的枫叶。"

     第二年秋天，应日本盲人协会的邀请，我陪同黄乃副主席访日。村谷长洪特意抽时间陪同我们飞往北海道，欣赏秋日的红叶。黄乃先生在日本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过去的战争给我们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我们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有着共同的对幸福的追求，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再发生战争，如果再有战争爆发，让我们都朝天放枪吧！"村谷长洪被这些真诚的话感动得落下泪来，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中国盲人协会和日本盲人协会也成了兄弟协会。两个协会互相支持，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村谷长洪主席从来都是有着鲜明的立场，他可以用熟练的中文表达准确的意思，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统统知道。

     从村谷长洪和黄乃两位老人的身上，我学会了外交，也领悟到他们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差别，人可以挑起战争，但战争也可以教育更多的人。

     在黄乃先生指导下的盲文改革

     黄乃自己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日本问题研究，二是盲文的改革。"

     中国盲文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最初是康熙盲字的产生，130年前，英国传教士威廉o默里先生在北京王府井的甘雨胡同推出了被称为康熙盲字的盲文系统，他是点字与固体的汉字相对应，一共有480个符号，盲人通过这些符号可以了解一些简单的信件和文章。第二代盲文的产生是由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所颁布的，它以汉语拼音为基础，以南京方言为发音基础，拼写出所有汉字的读音，这种盲文称为"心目克明"，至今我国台湾省的盲人还使用它。第三种盲文就是1952年由黄乃先生提出的现行盲字，几十年来，它在大陆地区已经全面普及。最值得提出的是：1975年黄乃先生提出的带调双拼盲文方案，黄先生说的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二就是它。

     1983年，我在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组织处的办公室里，用三个月的时间掌握了现行盲文。当我拿着盲文起草的报告送给黄乃，他说：你现在掌握了现行盲文，很好。我现在教你一种新的盲文，它是我研究了18年的成果，定名为带调双拼盲文，今后推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接过一打厚厚的盲文纸，我又开始学习新的盲文方案，虽然从了解到掌握并不太艰难，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方案在中国盲人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各种不同学说，意见争论了12年，直到1995年由国家教委、民政部、国家语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残联五部委联合签发文件才做出了在国内试行推广的决定。12年来，黄乃副主席呕心沥血，为盲文改革的事业奔走呼号，表现出了他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一片拳拳之心。在那些盲文研究的会议上，黄乃先生总是准备了长篇的书面报告，旁征博引，有时候拿出十几个附件证明他的论点，每次会议他都带来陈云等国家领导人为会议的题词。

     我还记得在1985年三里河会议上，确立了设计原则，并指定全国十所盲校进行试验；在1989年张家口会议上，采取了盲文研究者商先生的建议将标调方式由三、六点改为五、六点标调，这样有将近一半的拼音符号需要重新设计，设计方案选择最优秀的也有一百多个。黄乃先生逐一地看过方案，任何一个搞过盲文研究的人都知道盲文的资料整理和研究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叫做味同嚼蜡，黄乃先生当年已是73岁高龄，硬是一个一个方案的比较，写出评价报告，当时我正主持着盲文改革的工作，这些情况也只有我比较清楚的了解。

     从1988年开始，中国盲人协会组织全国各地的盲文改革专家在国家语委的业务指导下，开了几十次各种类型的会议，终于推出了系统的中国盲文数学、化学、物理、音乐等方案，也最后推出了中国盲文双拼盲字方案。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大兴县召开的，会上14名专家经过三天认真的研究，最后以表决方式通过方案。

     1995年8月，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19位盲文专家，对他们12年来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邓朴方主席为每一位专家敬酒，并分别留影纪念。

     如今，黄乃先生离开了我们，人们真切的悼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877万盲人做出杰出贡献的盲文发明者。追悼黄乃先生的大会上，我送上的鲜花全都以洁白的菊花束成，缎带上写着先生千古！当我深深地鞠下躬的时候，心里默念着："黄先生您永远被千百万盲人缅怀，愿您的英魂永在……"

黄乃先生二三事
天津盲人 尚振一

     1959年3月的一天，时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的黄乃同志来到我们新建的天津盲校了解《汉语拼音盲字方案》的教学试点情况。上第三节课的时候，黄处长在齐校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1年级1班听课。他仔细倾听盲生朗读课文和听写课文的速度，又向担任语文课教学的盲教师高文顶先生提了几个问题。当他听说我学过汉语拼音盲文，也学过现行盲文以后高兴地说："现在请继续上课，下一节课我和这位小同学谈谈好吗？"

     第四节课的铃声响过，我被班主任龚老师领到了办公室。那天我是头一次见首长，心中不免有些紧张。齐校长说："这是黄处长。"说着便拉起我的手与首长握手。他的手很大，很热，也很有力量。由于紧张，我竟忘了向首长问好。黄处长要我在他对面坐下，问："小同学，你两种盲文都会，你说哪种盲文好？"

     我说："老师说汉语拼音盲文好。"

     "啊，我不是问老师，是问你呀。"黄处长亲切地说。

     "那我看还是原来的盲字好。"我大着胆子说。

     "为什么呢？"他问。

     "您看，原来的盲字用方少，有的字只用一个格；汉语拼音盲字用方多，最多的一个字要用六个格。用格多读的慢，写的慢，还费纸，一张纸要一分多钱呢！"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气说了那么
一大串话。

     听了我小大人似的一番话，黄处长和在座的老师都笑了。

     黄处长十分认真地说："他从学生的角度，或者说是从盲文使用者的角度对两种盲字实事求是地做了对比。全国推行国际化的《汉语拼音方案》，但盲人有其特殊的需要。我们还要继续到其他盲校调查，以便做出实事求是的选择。"

     果然，一年后"汉语拼音盲字"教学暂停下来。通过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黄老办事实事求是的种子。

     1964年，任全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任的黄乃同志依然把继续提高盲人的文化水平放在心上，并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这年春节刚过，黄主任再次来到天津考察盲人文化教育工作。他用一周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最后，他在下榻的饭店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有幸出席。我清楚地记得，当他得知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盲人只能接受到高小教育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他说："要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加速提高天津盲人的文化水平。不要等，不要靠，要办盲人中学。正规中学一时办不了，就先办业余中学；全科业余中学一时办不了，就先办文科业余中学。要讲实效，不要讲形式。"就这样，在黄主任的大力推动下，当时的天津盲文教研组长赵敬文同志争得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于当年秋天就办起了盲人业余中学文科班，16名盲人高高兴兴地走进了中学课堂。

     1974年春天，刚刚摘掉"走资派"帽子的黄乃同志把他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苦心设计完成的"带调双拼盲字方案"寄给了已经下放当工人的赵敬文同志。那时我和郑荣臣同志都做干部工作，搞新方案的试点有些方便条件，于是赵先生便把黄老寄来的方案交给了我们。在重光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三人在该厂的工人中普及了这一方案，并亲自到北京向黄老作了汇报。黄老也来到天津考察，虚心听取工人们的意见，不断地对方案加以修改，使之日臻完善，最后定名为《汉语双拼盲文方案》，在1995年经五部委批准，在全国试行推广。

     我与黄老相识至今四十五年过去了。黄老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责编 : 朱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