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苑

在到鲁院之前，我有两个疑问，一个是文学创作是如此丰富的领域，短短两周能学到什么呢？另一个是这次研修班都是残障学员，在此期间我大概不太可能获得来自他人的支持，于是全盲的我在心里给自己做好了各种足以支撑自己独立生活与学习的预案，但是这于我而言会是怎样的体验？不到一周的时间，鲁院就给了我出乎意料的精彩答案。而这两个答案殊途同归地指向了全球视角的人文观。

学习期间，各位老师采用了不同的线索讲述不同的文学体裁，但是都不约而同又提纲挈领回答了几个核心问题。刘飞老师从中国文化发展决策层面讲述了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好的文化生态以及怎样孵化好的文化生态。陈建功老师从个人创作感悟讲述了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好的小说以及怎样创作出好的小说。高兴老师则带领大家漫游中西方诗歌发展的浪潮，阐述了百年诗歌的流变、什么是好的诗歌以及如何创作出好的诗歌，毕淑敏老师也立足亲身经历分享了散文的小秘密，讲述了什么是好的散文以及如何写好散文。而老师们都反反复复讲述着创作者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以真善美之心对个体给予足够的关注，进而链接到人类共同的母题。

而这份卓越的人文观鼓励着我们在生活中打开心灵的窗子，感受来自自己的以及他人的风声和雨声，用彼此的心火把彼此照亮。

钥匙与标尺，在我与自己之间

我发现，我们的班主任陈小手老师就是一个自己和自己相处得特别融洽的人。那天中午在食堂，我随口问了他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外界的反馈？”他很认真地说：“夸你的不用听，骂你的更不用听，他可能都没看，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口味，你还不如让自己成为自己作品的唯一标尺。”这句话像一根定海神针，让我忽然明白，原来文学的表达可以是理性且生动的。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理科生，我无意识地认同了写作是一件文科生才能做得更好的事，甚至刻意隐藏自己的理性思维。但陈老师让我解开了这个心结——准确、简洁、生动的表达，本身就有真实的力量。在史铁生作品研讨会上，我尝试分享了一些思考，意外收到了陈老师直接的肯定：“把思考的东西写下来，它就是好的作品。”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真实地表达自己，就是最好的创作。离开学校的最后一顿午餐，陈老师提到“困境不只是属于残障者的，这种自我束缚是属于所有人的”，这句话让我脑子“嗡”了一下。之前我也在思考，如何把自己接纳残障之后的领悟写下来，让更多人明白：我们都在各自的枷锁中挣扎，而打破它，或许正是从“我”走向“我们”的通道。

陈老师说，鲁院每个老师一年只带四个班，能成为他的学生，我想是命运的馈赠。他像一把钥匙，帮我打开了那些潜意识的锁。返程的火车上，陈老师给我回消息：“感谢张苑，幸会相识。你有很好的文字感觉和常人难及的敏锐感受力。看了你写的小青给你描述外部世界，你通过想象再建一个新的内部世界的过程很有“文学的高光时刻”的质感，好的文学作品就是那个高光时刻。希望你能发现更多这样的高光时刻并记录下来，记下对生活的“发现”，记下独属于自己不人云亦云的对生活的思考，你的写作就会越来越开阔。对于你感知世界的方式我很好奇，这本就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也是一种写作的馈赠。期待后面多交流，有问题随时联系。笔耕不辍，精品不断。”这让我又一次惊叹，原来一个优秀又聪明的老师能够在无意间准确洞察到你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敏锐甚至超过了我自己。

听见与看见，在我与你之间

陈老师说的小青是我们班里来自青海的听障同学。在这次研修班中，我们有来自五湖四海的32名同学，存在视力、听力、肢体、言语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同理心提出了挑战，而这也恰恰是我们探索如何与他人相处的机会。

那天晚上去看京剧，上大巴的时候，同行的应小青同学希望我走前面上阶梯，我希望他能走在前面给我方向感。僵持之下，小青在尝试加大拉我的力度，我也无意识提高了说话的音量。后面肢体障碍的胡老师觉得我们是在互相谦让。这时候，我用旁观者视角看就觉得很有趣。破题的关键，就是老师们都在反复说的点，就是人文观，走出我执，站到对方视角去看，自然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上车后我就用手机语音转文字给小青看。我们还约好了我想要说话就拍拍他的胳臂，他就拿出手机打开软件语音转文字。

到了大巴上，小青听不见，我看不见，但是她一路上给我描述窗外的景象。“现在我们的大巴出发了，可以看到学校外面是一个麻辣烫店”“我们现在上了高架，外面开始下雨了，马路上车来车往，人们都很匆忙。”“现在我们路过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里有很多小红旗在迎风飘扬。”“天色暗下来了，现在的北京雾蒙蒙的，挺美。”“这里有一个甜品店，一个烤鸭店，一个糖葫芦店，很有烟火气。”这真的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口述影像，每一段都是白描的散文诗。

刚到鲁院的时候，我们的班长李之星同学也给了我很多支持。在最初的两天里，我在前面打着盲杖走，他就在身后跟着我。这让我的探索少了一些孤勇，多了一份安心。我想，48小时适应校园生活是我们俩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支持与祝福远比要求和批评让人进步更快。两天后，我差不多适应了，班长就放心让我自己行动，我感觉到了充分被信任。就在相处48小时后的那天下午，我买了好几大瓶矿泉水。班长找了一个小推车帮我把水从校门口推到了教学楼。我后知后觉意识到这对于他的肢体或许存在可能的伤害，这让我很自责，就去和他道歉了。结果，班长告诉我，如果对他来说有困难，他会求助其他人。那一刻，我知道了他相信我，我也要相信他。他也让我看到，互助这件事不是强与弱的关系，是我需要，你愿意并且能做，就是这么简单又朴实的真诚。

闲聊中，班长说，作为生活于健全人群中的残障者，极少有表达善意的机会，但是这个特殊的环境给了他一个平等对话、互帮互助的空间，他更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提供支持。结业那天的晚餐时间，我在食堂遇到了陈尔尔同学。其实我早已能够在校园里行动自如，但是依旧接受了尔尔同学热情地想要送我到房间门口。我想，班长说得对：或许残障的我们都很脆弱，但都慷慨地愿意给予对方力量，而这种给与让我们更加靠近强壮。

我觉得给我们班领课的唐伟老师说的很对。他说：“你们在一起聊各自的成长经历、个人爱好，比起聊文学，更容易打开甚至打动彼此，聊着聊着就有了光。在鲁院也好，还是说离开鲁院也好，任何时候，其实都是人大于文，人大于学，人大于文学。”我想，我们从鲁院出发，就是要从人学走向文学。

目送与归途，在我与世界之间

于残障群体而言，无障碍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存在。而这次鲁院学习，也带给我很多思考。报到那天，学校物业的何老师就主动带我熟悉了房间的结构，甚至在告诉我物业值班内线后还专门确认了房间固话能打通。开班仪式那天，鲁院培训部的严老师拉着我的手说有任何需要都及时提出来。后来，班长告诉我，她私下还叮嘱他多关照我。从食堂到小花园，鲁院都做了对应的无障碍设施改造。有趣的是，在学校里遇到物业阿姨，她们在面对我们的时候，都在淡漠与过分代劳之间找到了一个从旁关照的位置，这甚至让我恍惚觉得是培训过的痕迹。阿姨们也在连续几期残疾人作家研修班期间摸索如何与残障者相处。鲁院是一个小空间，社会是一个大空间。鲁院让我依稀看到了社会无障碍全民认同后的样子，那是无障碍环境友好的光明未来。

在这一众阿姨中，负责我所在楼层的丁阿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还记得那天早上6点30分，我最后一次问候了鲁院的清晨，挎着帆布包，推着行李箱，走出了校门，9点坐上高铁，掏出手机，才收到丁阿姨在6点46分给我发的消息，说想要送送我，还说她真的很喜欢我。我说我也很喜欢她。看得出来，我刚来的时候，她见我孤身一人，很想帮我，但当我告诉她我想自己探索的时候，她选择在身后默默祝福我。在我第一次自己打着盲杖找到房间门口的时候，听到丁阿姨在楼道的那头特别兴奋地为我喝彩：“非常准确！”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种温情的目送。丁阿姨这个长辈年纪的女性形象也在不知不觉间深深打动了我。

在丁阿姨身上，我惊喜地看到了一种未经雕琢的天然的人文观，没有“我执”，既看到她的“我愿意”，也看到我的“我想要”，并且能够让二者顺畅地自然流动。有一次，我和丁阿姨说：“您家有小朋友么？他一定很幸福。”阿姨说：“有啊，我们家有一个女孩儿。”言语间，满是柔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想，丁阿姨的这种质朴的人文观是人类真善美的本性里本来就有的东西。而所谓倡导无障碍，普及人文观，并不是一场于废墟之上的大兴土木，而是一场从本心到知情意的修通。修通的关键就是找到那条能够抵达的路径。而这与我们的文学创作异曲同工。这也是我在这次研修班期间的重要收获。

那天一位老师在授课分享时讲到父母亲人的离世对个人而言是重大的创伤，但是很难写出共鸣，建议我们避开这类话题。给我们领课的胡嘉老师在一次分享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也是我们可以尝试的主题。后来的一次改稿会上，《散文》杂志的张森老师偶然间讲到了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对生命中三位重要女性的刻画，寥寥字句，却跃然眼前，分析其文章作法，不过“取舍”二字。作者留下了能抵达共鸣的部分，略去了个人化的记忆，让这份刻骨铭心于字里行间跨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另一种永恒。而这就是前面第一位老师所谓难写的主题可能抵达的路径。我们的写作，必然也有属于我们的路径。

短短半月的学习，让我似乎走出了转型初探文学创作的迷茫。我体会到创作不是孤独的修行，而是思想的接力赛。老师反复强调的"贴着人物写"原则，颠覆了我在过往追求技巧的惯性。此外，由于我们班的特殊性，恰恰架构出了独特的沟通生态。这种基于共同生命经验的共情，比任何理论都更直接地教会我何为"平等对话"。

接下来，我计划以非虚构写作记录残障群体的日常，用细节打破刻板印象，让"特殊"回归"平常"。